有关“文明”起源标志的一点思考

发表于2009年-5月-17日  3条评论 

刘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去年张渭莲送了我一本《商文明的形成》,让我写一篇书评。可是到现在书还没有读完,很是惭愧。这本书的写法很有意思,是倒着写,即先考察鼎盛的商王朝晚期的文明特征,再一点点地推回去,很明显运用着“从已知推未知”的思路。这本书的绪论花了很多篇幅来谈有关“文明”标志的理论问题,我读了以后很有启发,当时(2008年9月初)就想写一篇感想,可是拖到现在也没有落笔,现在想先简单谈一点思考。

但凡对“文明”标志问题有兴趣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知道大家正倾向于反对“博物馆清单”式文明标志(在中国学界这个LIST就是“城市”、“青铜器”和“文字”)。其实,对于许多古代文明来说,大型礼仪性建筑、城市、文字等具体的物化标志的确能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到国家阶段,在生产技术、社会分层、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简单予以否定,也是不客观的。我想在进一步思考文明标志问题,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

一是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谈论的文明,基本上等同于“国家”,也就是某些学者所说的,国家是文明的标志。至于某些西方学者和少数中国学者提出的“自从出现人类社会,就有了人类文明”的观点,是另一个理论问题了,对于目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意义不大。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或中国文明探源,实质上就是要搞清楚中国最早的国家出现于什么时候?具有哪些特征?

二是所谓的“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标志是如何提出来的?任何标志的提出,其背后都有着理论的支撑。比如把城市、青铜器和文字做为文明起源象征,就蕴含着把国家出现作为文明产生标准的观念。如果不了解或忘记了与文明起源标志共存的理论和研究思路的话,就可能简单地、僵化地用上述物化标志去“套现”文明踪迹,或随意地、胡乱地提出某个考古学文化进入文明阶段。比如各地发现的原始刻划符号,就往往被比附为“文字”,从而进一步视为文明起源的标志;又如考古遗址中小件的青铜工具、饰物甚至残片,也很引起发掘者的重视或夸大,也与青铜器长期以来被当作文明标志有关。因此,对于现已提出的若干象征文明出现的物化标志,既不能简单地用作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绝对标尺,又不能完全否定。正确的做法应是搞清楚为什么学术界会提出这些物化标准,其背后有哪些理论思考,在现阶段,这些思路是否还经得起考古工作的检测,如果有失误,该如何修正。

这里不想多谈为什么“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标志被诟病的问题。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太具体的标志无法在全球范围得到证实和应用吧。比如,印加文明就没有文字,有些文明不铸造铜器等等。我想表述的是如下两点意见:

一是不能轻视现已提出的文明的物化标志。在中国,无论考古实践中,还是理论思考上,都无法忽视城址(特别是大面积、有整齐规划的都城)、青铜器和文字在文明探源和早期文明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且,与其他古代文明不同的是,中国还可以再加上一个,那就是“玉器”,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玉琮、玉璧、玉钺、玉璜等种类繁多的玉器,都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等级分化、资源高度集中、手工业技术高度发展、礼制繁荣、宗教政治化等现象。在考古工作的开展过程中,物化的文明标志显然是较易掌握、运用的东西,但要避免上述简单、僵化套用的倾向。

二是为了避免文明物化标志的局限性,要进一步思考、总结物化标志背后的、文明出现阶段的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对于某一个古代文明的研究,除要概括该文明所拥有的人类早期文明的普遍特点外,还要进一步说明该文明独有的特色。我们应尽可能做到用较为抽象的标志来取代较具体的标志,这样才能找到更为准确、也较为灵活、适用性强的标准。

顺着这个思路,中国文明起源标志,首先要想到的“礼器”这个概念。无论玉器、青铜器,还是“蛋壳”黑陶器、刻纹白陶器、漆木器,只要是社会上层才能拥有的、仅使用于礼仪场合、象征着各个等级贵族身份的器物,都不可能是文明(国家)出现之前能普遍存在的东西。礼器还能反映中国早期文明出现过程中,宗教所发挥的作用,及在早期文明阶段,宗教在国家统治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说,在夏商以前,大量出现礼器的考古学文化实际上已处于文明的门槛上了,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安徽的凌家滩文化等等。而陶寺文化,出土了大型的鼍鼓、龙盘、土鼓、石厨刀等礼器,就更是迈入文明阶段了。而二里头文化因最早的青铜礼器的缘故,属于国家阶段,亦无庸质疑。

礼器的重要性在于反映了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资源的集中、宗教礼仪的政治化,以及其在划分、维持贵族等级的作用方面。用这一宽泛的概念来取代青铜器、玉器等具体的概念,并作为文明起源物化标志是较为合适的。

城市是考古学家所重视的另一个重要的文明标志,与礼器一样,不能将其与具体的城址划等号。2009年4月在河北易县河北师大历史学院组织的“中国国家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许宏研究员提出“城市是文明的唯一标准”时,所说的城市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有无城墙作为判断某一考古学文化是否迈入文明的标准,而是要重点考察城址的面积、城址的内容布局和结构,对城址内的建筑、墓葬、手工业作坊的性质做具体的分析,对城址周边做大规模的考古学调查,了解该城址是否是高等级、都邑性的城市,然后才能判断该城址是否能代表古代文明。近年来,山西陶寺、偃师二里头的考古工作正是遵循着这一思路开展的。

城市的重要性在于说明,古代文明应有中心性的、结构复杂、规划完整的都城级统治中心。该中心可以没有城墙,但一定有统治者居住的和用于管理国家事务的、高等级的建筑,还应有大型礼仪性建筑、高规格的墓葬、为各个等级贵族(或统治者)提供礼器和奢侈品的手工业作坊。因此,城市之所以能象征着文明的出现,在于它反映了掌握和支配社会财富的统治阶层的存在,并透露出统治阶层所具有的对社会下层劳动力的强大组织和调配能力,这是复杂国家机器一个缩影。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不会简单地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若干小城址也误以为最早的国家。

文字其实是最成熟的文明标志,也是最高等级的文明标志。文字已不完全是一种公权力或强制权力的化身,它更代表着国家为人类社会发展所提供的保障能力和促进作用。文字无论是作为王朝商业、宗教活动的记录,还是官府的公文、军事文书,抑或是文化经典或文学作品,都更直接地反映出社会不但高度分化,而且已成长为各种职业、阶层成员互相依赖(也有相互斗争)的复杂群体。文字的运用,透露出国家体系的完备和成熟的信息。也说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养活了一批专门掌握文字,并让文字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统治和人类生存的人,这一阶层的确不是简单社会所能拥有的。

文字的重要性在于直接描绘出一个结构复杂、运转良好的国家机器的面貌,它不仅说明国家作为暴力统治的机构,还记录着国家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记录”,无论这些公共事业是宗教、商业,还是战争、政治。在处理考古发现的文字材料时,应该考虑到完全没有意义的刻划符号或片言只字对于研究文明起源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甚至是可以完全忽略的。同时,由于文字是最成熟的文明标志,在缺乏文字材料,但都城和礼器证据充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推断文明的产生。

以上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没有系统地参考、引述前人成果,很不完善,可能所述已有重复,敬请批评指正。

共 3 条评论 | 现在就去评论


  • 非常赞同,您的思路是透过现象和形式,抓住了文明标志物的实质.


  • 当然,后来殷墟发现了城池,之前没有发现,算文明有争议吗?
    二里头,有宫殿,发达的青铜手工业,有陶文,但不知道是否有文字,刘博士认为是文明吗?
    陶寺,则有城,王级的大墓,朱书陶文,现在多认为不算,刘博士的意见呢?


    • @zhongguoren03 我只能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一、殷墟文化是商文明的后期阶段,已处于早期文明的较高的阶段,学界对此没有争议。物化标志较多,如记录占卜活动的甲骨文,高等级的建筑、墓葬,青铜器、玉器、白陶等礼器,特别是甲骨卜辞记录了商王国的军事、祭祀等各方面的国之大事,更说明当时的国家已较为成熟。其实,考古发现证实早商已有辉煌文明,见诸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重要遗址,上网Google一下能找到不少资料吧。
      二、二里头文化,有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高等级建筑,有布局有序的都城,虽然尚未发现文字,但显然已进入文明阶段,说明当时存在着强大的王国。许多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据传世文献,夏是中国“家天下”的开始。
      三、陶寺文化我了解不多,该文化发现了陶壶上朱书“文”、“尧”(或“昜”),虽然这两个字不足以显示出该文化更多的内涵,但城址、宫殿基址、大墓、高等级礼器都说明该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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