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先生与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王泽文]

王泽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夏商周三代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与之相关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学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课题。历代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难题付出精力，力求努力推进。李学勤先生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他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有显著成就。其中，夏商周年代学研究也是他持续关注探索的一个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领导参与了多学科相结合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简称“断代工程”）的实施，投入大量精力，为工程阶段性目标的顺利实现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尝试就李学勤先生在夏商周年代学方面的工作稍加介绍，以志纪念。

本文提到的夏商周三代，主要包括《史记》的《三代世表》中夏至西周共和时期和《十二诸侯年表》的幽、平之际（西周覆亡、平王东迁）。涉及的研究方面，是以探讨历史年代为主旨，或者有助于年代学研究的分期断代研究，同时参照《夏商周年代学札记》[1]所收文章所涉及的方面。对李学勤先生有关研究的介绍，根据时代和学术史的发展阶段大致分为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时期、2000年到2018年间三个时间段。又根据研究涉及的历史时段，以夏至商前期、商后期、武王克商和西周时期略加区分。相关著述后括弧里的数字，是成稿或初次发表年代。文中涉及的甲骨文，使用旧著录的，尽量在初次出现时标注《甲骨文合集》（简称“合”）或《甲骨文合集补编》（简称“合补”）的著录号；涉及的金文，尽量在初次出现时标注《殷周金文集成》（简称“集成”）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简称“铭图”）、《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简称“铭图续编”）等著录号。

一、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一）夏至商前期年代学研究

《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1958）指出处于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下层商文化之间的洛达庙类型文化（今称二里头文化）应属于夏代，探讨夏代始年。[2]《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1987）分析古本《竹书纪年》所记夏代各王年数和夏代总年数，认为《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3]《郭沫若先生对夏代的研究》（1992）讨论郭氏《夏禹的问题》（1930）对叔夷钟、镈（集成00272至285）中“夏”的考释的重要意义。[4]

（二）商后期年代学研究

《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1957）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提出甲骨卜辞应先分类，再断代，[5]这一观点成为后来殷墟甲骨新的分期学说的基础。《殷代地理简论》（1959）讨论了商晚期征人方日历表。[6]《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1977）提出历组卜辞早期说，[7]后来发展为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1981）结合小屯南地考古新发现，进一步论证历组卜辞应属早期。[8]相关论述还有《殷墟甲骨两系说与历组卜辞》（1988）等。[9]李先生与彭裕商先生合作的《殷墟甲骨分期新论》（1990）、《殷墟地层与甲骨分期》（1990）、《殷墟甲骨分期研究》（1996），对两系说做进一步研究和对卜辞做较为系统的分类。[10]《小臣缶方鼎与箕子》（1985）将小臣缶方鼎（集成02653）与黄组卜辞合36525、合36416、前编4.27.3（合36421）所记载事件和日期相联系，论证该器与黄组卜辞同时，小臣缶即侯缶、并进一步推论属于帝乙时期。[11]《其三卣与有关问题》（1985）论证其三卣（二祀：集成05412、四祀：集成05413、六祀：集成05414）为帝辛标准器。[12]

《论殷墟卜辞的“星”》（1981）认为乙6385（合11506）是说乙卯日破晓有雾，“食日大星”指到食日时的气象，“食日”应如曹锦炎先生考释指的是上午的一段时间，“大星”是动词不是名词，与星辰无关；认为同文的乙6664（合11497）和殷缀481（合11498）也是气象记录，卜辞“施、卯鸟星”中的“星”从杨树达先生说，读作“晴”，并引合11499卜辞中“施、卯鸟大启”作为证据。[13]

（三）武王克商和西周年代学研究

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青铜器（金文）、西周甲骨、文献记载三个小方面。

青铜器（金文）的年代学研究

《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1958）结合古本《竹书纪年》、《逸周书》的《世俘》《商誓》、《尚书》的《多方》《洛诰》、《史记·周本纪》等文献探讨周初武王、成王年表，认为武王十一年克商，克商后在位二年，在位共十三年，“自克商年至践奄年共五年，即《多方》所称‘臣我监五祀’；自三监叛至成周成共七年，即《洛诰》所记‘惟七年’，即成王七年”；推排西周晚期宣王、幽王世青铜器，将师簋（集成04311）、元年师兑簋（集成04274至75）、三年师兑簋（集成04318至19）、五年琱生簋（集成04292）、六年琱生簋（04293）、兮甲盘（集成10174）、师簋（集成04324至25）、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不其簋（集成04328）、辅师簋（集成04286）置于宣王世，将师询簋（集成04342）、毛公鼎（集成02841）、盨（集成04469）、敔簋（集成04323）、禹鼎（集成02833至34）、柳鼎（南宫柳鼎：集成02805？）置于幽王世。[14]《殷代地理简论》（1959）将西周中期以降有纪年及可系联的青铜器划分为八组，讨论其各自所属王世。[15]《北京、辽宁出土青铜器与周初的燕》（1975）分析1973至1974年琉璃河发现的西周早期墓葬的时代，认为M50、M54约当成王时，M52为康王时，M53可晚至康、昭之际；并指出琉璃河墓葬群所出青铜器同河南浚县辛村早期墓所出有共同点；分析喀左北洞2号坑（窖藏）所出鼎（集成02702）作于商末。[16]《克罍克盉的几个问题》（1993）论证出自琉璃河M1193的这两件器物（铭图13831、14789）的器主克为第一代燕侯。[17]《郿县李家村铜器考》（1957）认为令方尊、方彝（集成06016、09901）属于成王世、师遽簋盖（集成04214）“惟王三祀”可能是懿王三年或孝王三年。[18]《何尊新释》（1981）提出何尊（集成06014）属康王五年、以及不存在成王改元的观点。[19]《其三卣与有关问题》（1985）将保尊（集成06003）、保卣（集成05415）置于成王前期。[20]《麦尊与邢国的初封》（1989）认为麦尊（集成06015）记载的是邢侯初封，时代在成王后期，周公已逝之后。[21]《大盂鼎新论》（1985）讨论康王时的大盂鼎（集成02837）和荣簋（集成04121），还提及膳夫山鼎（集成02825）不出厉王、宣王两世。[22]《小盂鼎与西周制度》（1987）指出“辰在”的纪日形式，通行于西周早期后半到中期。[23]

《试论董家村青铜器群》（1976）将二十七年裘卫簋（集成04256）置于恭王世、三年裘卫盉（集成09456）和五祀卫鼎（集成02832）、九年卫鼎（集成02831）置于懿王世。[24]《论史墙盘及其意义》（1977）认为史墙盘（集成10175）是恭王时代一件标准器。[25]

《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1979）发展了郭沫若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提出的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标准器法，根据周原庄白和强家两批青铜器窖藏资料，推排器主世系和青铜器的序列，进而推排西周早期后段昭王和穆王以下西周中期各王世的青铜器，讨论的具体器物如下。结合古本《竹书纪年》关于昭王南征伐楚史事，将析尊（集成06002）、析方彝（集成09895）以及析觥（集成09303）、令方尊及令方彝（集成06016、09901）、令簋（集成04300至01）、中方鼎（集成02785）、尊（集成05992）、卣（集成05402）、睘尊（集成05989）、睘卣（集成05407）、商尊（集成05997）、商卣（集成05404）置于昭王世；结合班簋（集成04341）和张家坡出土的孟簋（集成04162至64）将庄白所出丰器如丰尊（集成05996）丰卣（集成05403）及有同样垂冠大鸟纹的簋（集成04322）、效尊（集成06009）效卣（集成05433）归于穆王世；将师鼎（集成02830）、二十七年裘卫簋（集成04256）置于恭王世，将三年卫盉（集成09456）、五祀卫鼎（集成02832）、九年卫鼎（集成02831）、乖伯簋（集成04331）、师永盂（集成10322）、走簋（集成4244）、师奎父鼎（集成2813）、师簋盖（集成04283至84）、师虎簋（集成04316）、吴方彝（集成09898）等置于懿王世；将师酉簋（集成04288至91）、蔡簋（集成04340）、师鼎（集成02817）、师俞簋盖（集成04277）、盨（集成04462～65）、十三年壶（集成09723至24）、谏簋（集成04285）、大师虘簋（集成04251至52）、扬簋（集成04294至95）等置于孝王世，将师望鼎（集成02812）推排于懿孝世；将三年鼎（集成02742）三年壶（集成09726至27）和史颂器组置于夷王世；赞同郭沫若先生将师询簋（集成04342）置于宣王元年的观点，将询簋（集成04321）、师丞钟（集成00141）置于厉王十七年。[26]

《班簋续考》（1984）补充论证班簋（集成04341）属于穆王前期。[27]《穆公簋盖在青铜器分期上的意义》（1984）综合形制纹饰和铭文中人名事项的系联，分析师遽方彝（集成09897）为穆王世而师遽簋盖（集成04214）属懿王三年，[28]该文可看作《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1979）的接续。《令方尊、方彝新释》（1985）对两件器物的内容方面做了进一步分析。[29]《论长安花园村两墓青铜器》（1986）从青铜器和陶器序列两方面论证花园村M15和M17两墓的青铜器基本上分属昭王、穆王世，簋（集成03950至51）为昭王标准器。[30]《中方鼎与<周易>》（1989）分析中方鼎（集成02785）的历日可能属于昭王十八年年末。[31]相关讨论也可与《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1979）对照。

《<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选释》（1981）及《选释补正》（1986）、《鲜簋的初步研究》（1990）论证鲜簋（集成10166）是穆王世的标准器，认为该器作为历日四要素俱全的高王年器对西周年代学研究有重要意义。[32]《鲁方彝与西周商贾》（1985）定齐生鲁方彝（集成09896）属恭王世。[33]《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1991）将史密簋（铭图05327）排在孝王世。[34]《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1993）和《古越阁藏商周青铜兵器丛谈》（1996）、《晋公戈的年代问题》（1998）讨论晋公戈（铭图17327）的年代是在晋釐侯时。[35]

《论多友鼎的时代及意义》（1981）将鄂侯驭方鼎（集成02810）置于夷王时、禹鼎（集成02833至34）和多友鼎（集成02835）置于厉王时。[36]《秦国文物的新认识》（1980）将不其簋铭（集成04328）中的伐猃狁战事与《史记·秦本纪》中周宣王时秦庄公破西戎战役联系，认为不其簋年代当在公元前820年左右。[37]《兮甲盘与驹父盨——论西周末年周朝与淮夷的关系》（1984）认为兮甲盘（10174）与不其簋都是宣王即位之初和猃狁交锋的记录，应在《诗·六月》所述尹吉甫大规模征伐猃狁以前；驹父盨（集成04464）作于宣王十八年；并据驹父盨铭辨析今本《竹书纪年》对宣王几次征伐的记载。[38]《晋侯邦父与杨姞》（1994）论证晋侯墓地M64墓主晋侯邦父为晋穆侯。[39]《<史记·晋世家>与新出金文》（1995）将《晋世家》西周部分与晋侯墓地考古新发现对照研究，并讨论有关器铭的历日。[40]《论仲爯父簋与申国》（1984）认为仲爯父（集成04188至89）是宣王的从兄弟行，有关材料可看作是西周晚期的一组标准器。[41]

《晋公的几个问题》（1985）论证晋公铭文（集成10342）内容为《左传》昭公四年所记晋平公嫁女与楚的史事。[42]《补论子犯编钟》（1995）讨论子犯编钟（铭图15200至15215）的历日和年代。[43]

西周甲骨的年代学研究

《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1981）认为凤雏甲骨的年代上起周文王，下及康、昭，包括了整个的西周前期。[44]《续论西周甲骨》(1986)分析凤雏甲骨的年代应包括文王至昭、穆间的时期。[45]《周文王时期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1989)认为，凤雏卜甲上面契刻的文字，大体分来有两种字体，一种小而规整，一种大而疏散。从卜辞内容研究，前一种时代较早，属于商亡以前的周文王时期；后一种较晚，属于商亡以后的西周前期(武王至昭、穆之际)。[46]《文王玉环考》（1995）认为出于北赵晋侯墓地M31的文王玉环（铭图19710）上面的字不是文王当时刻的，“文王”是身后的谥，文王终身无称王之事，他生前只称西伯；字体是周初的。[47]

有关文献记载的年代学研究

《<世俘>篇研究》（1988）讨论周初的置闰和建正。[48]《<夏小正>新证》（1989）讨论文献及金文中的“丁亥”。[49]《<尝麦>篇研究》（1993）推断《逸周书》所收《尝麦》可能是穆王初年作品。[50]《<商誓>篇研究》（1994）分析该篇当作于武王居于殷都的时候，并怀疑篇末一段内容有错简。[51]

其他，如《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1982）讨论秦国在战国秦武王时仍用周正。[52]

关于这一时期李先生的年代学研究工作，还要提到1971年冬由干校返回北京，参加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的修订工作。[53]据李先生回忆，他当年在工作中曾就武王克商年的选择提出建议。[54]

从上述一系列论著可以了解到，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李学勤先生有着长期的研究探索和诸多成果，有充分的学术积累来承担“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和研究工作。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期间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国家支持的一项大型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李学勤先生是“断代工程”四位首席科学家之一，专家组组长，领导实施了这项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在项目总体设计、组织攻关，以及成果整合和发布的全过程中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他和其他首席科学家、专家组成员一道，与参加各课题和专题的众多专家学者合作，努力营造民主、平等的联合攻关的学术氛围，同时就很多学术难题提出一系列见解与问题，为研究目标的顺利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署名晓云的《记李学勤先生》介绍李学勤先生这一时期的工作说：“李学勤先生被任命为‘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他为此倾注了大量精力，从研究课题的制定、论证开始，到‘工程’的具体实施，再到目前的结题、验收工作，都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努力工作。对‘工程’中的许多问题，他逐项研究，写出了几十篇札记，已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之一——《夏商周年代学札记》出版。”[55]下面提到的著述，如果选自《夏商周年代学札记》，均只在篇名后括弧里标注成稿或发表时间，不再另注出处。

（一）夏至商前期年代学研究

《仲康日食的文献学研究》（1999）从《左传》、《史记·夏本纪》等相关记载出发讨论夏代仲康日食的真伪、时代、季节、食分及观测地点等问题。

《郑州二里岗字骨的研究》（2001）重新讨论20世纪50年代前半在郑州二里岗发现的两片有字骨，一片是牛肱骨，一片是牛肋骨，支持其年代属于商代二里岗期的观点，指出牛肱骨上的“”屡见于殷墟较早的组、宾组卜辞，牛肋骨上的文字在结构和风格上接近组卜辞的一种，“乙丑贞”的前辞形式又类于历组卜辞，纠正了《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1956）的一些看法。[56]

（二）商后期年代学研究

《<合集>32921和甲骨分期》（1999）分析该版为历组卜辞与出组署辞同见一版，与屯南2384互相说明彼此印证，为历组提前说再添证据。[57]

《读<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1998）对张培瑜先生主持的专题的报告《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提要）》的相关成果加以讨论，支持专题组考释推算的宾组五次月食的次序，并认为历组日月食的推定对宾组月食有很关键的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对祖庚与武丁年代、盘庚迁殷年、迁殷至小乙年数、武王克商年范围作了估计。《<英藏>月食卜骨及干支日分界》（1997）论证商代日界在夜半。《释花园庄两版卜雨腹甲》（1999）补充讨论商代日常惯用语中“日”“夕”等时间词语的涵义。

《癸酉日食说》（1997）讨论属于历组二类卜辞的合34149+簠人1+簠天1、合33695等材料中过去读作“日月有食”或“日夕有食”，认为应读作“明有食”，并据《屯南》379同文卜辞“明[有]食”佐证，又系联《殷契萃编》12和《屯南》930等材料，论证前述材料是关于祖庚世的一次日食，时间大概是蝗灾流播月份的癸酉日日出时，商都明显可见，且晚于武丁朝的几次月食。

《日月又戠》（1997）认为历组二类中的“日有戠”“月有戠”的“戠”应读为“食”，是历组卜辞特有的一种通假的例子，这类卜辞时当祖庚，上不及武丁、下最晚到祖甲初年。《乙丑日又戠的再研究》（1998）讨论了“允惟”句例，认为仅见于组、宾组、历组等早期王卜辞，只见于命辞，可理解为问句，否定此前认为合33697、合33700“乙丑贞，日又（有）戠”为实际发生月食记录的观点。《说“戠”与“食”的通假》（1998）再次分析“日（月）有戠”的“戠”可读为“食”。[58]

《“三焰食日”卜辞辨误》（1997）将过去关于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一版卜甲（合11506正反，即乙编6385和6386）的释读“三焰食日，大星”改释为“乞，食日大星”，意为“讫列（停止陈放祭品），食日（上午吃饭的时候）大晴”，内容与日食没有关系。《续说“鸟星”》（1997）论证合11497、《殷虚文字缀合》481（合11498）、合11499、合11500、《殷契卜辞》2、合11501＋合11726（蔡哲茂缀）等卜辞中的“星”须读作“晴”，是气象记录而不是天文记录（非星宿）。这两篇文章也是对前面提到的《论殷墟卜辞的“星”》（1981）的进一步阐述和修正。《论殷墟卜辞的新星》（2000）讨论甲缀376（合11503）的“新大星”和甲缀118（合06063）的“新星”，确认属于天文记录。[59]

《<无逸>商王年数》（1999）结合《尚书·无逸》、《史记·殷本纪》、古本《竹书纪年》、屯南2281卜辞等材料，讨论商王祖乙、武丁、祖甲等商王在位年数。《续说<无逸>商王年数》（1999）在王国维讨论《无逸》存在今古文本的不同的基础上，分析《无逸》所说祖甲在位年数之三十三年和十六年两个说法。[60]

《寝孳方鼎和肄簋》（1997）分析了晚商尤其是商末及西周时期的合文现象，认为过去释读肄簋（集成04144）铭文的“十一月”，写作，应理解为无合文符而有借笔，当释为“十二月”，其历日可与年代略晚于小臣缶方鼎（属于帝乙时期[61]）的寝孳方鼎（铭图02295）相接，则商末最多只有三个王的王世在廿祀以上，不会有四个。《论商王廿祀在上》（1997）分析黄组卜辞中记有廿祀且涉及王在上的材料，论证商末有廿祀的不止一王，历日与这些卜辞相合的金文，是寝孳方鼎和肄簋，并从地理位置加以补论，又推论上地望应近于莒，在沭水以东一带。《甲骨文与“夏商周断代工程”》（1999）赞同裘锡圭先生在《关于殷墟卜辞中的所谓廿祀和廿司》中提出的所谓“廿”实系“曰”字的误读的观点，改变了之前对商末文丁、帝乙、帝辛三王都在二十祀以上的看法。[62]

《帝辛元至十一祀祀谱的补充与检验》（1999）对前人推排祀谱加以验证和调整，重排帝辛元至六祀祀谱，补充七祀亞鱼鼎，使祀谱下延到七祀以及八祀之初；进而指出商末实施过较先进的年中置闰的历法，而进入西周，重用年末置闰，其历反不如商末之密；此外，还将传世六祀乙酉父丁彝排入文丁祀谱。《再说帝辛元至十一祀祀谱》（1999）对祀谱从八祀之初与征夷（人）方卜辞（九祀）衔接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并讨论十祀征夷方卜辞中存在的历法疑问，如是否存在“一甲十癸”现象。

（三）武王克商年和西周年代学研究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课题下，列有专题“西周历法与春秋历法——附论东周年表问题” 。[63]李学勤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和成果》（2002）中对此做了说明：“在（西周金文）历谱的研究方面，为了尽可能做到慎重，我们的工作实际上不是以西周晚期的公元前841年为下限的。我们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有大量文献依据与天文记录的春秋时期，从春秋，特别是春秋早期的历法推求西周历法可能的特点。” [64]据此，本文将相关内容附在西周年代学研究后面一并加以介绍。

青铜器（金文）的年代学研究

《利簋铭与岁星》（1998）以张政烺先生释“岁鼎”为“岁星正当其位”为前提，进一步考释利簋铭文（集成04131），读“鼎”为“贞”，训为“正”，并讨论“右史”的职事。

《静方鼎与周昭王历日》（1997）结合静方鼎（铭图02461）、中方鼎（一：集成02751至52、二：集成02785）、中甗（集成00949）、尊（集成05992）、卣（集成05402）、析尊（集成06002）以及析方彝（集成09895）析觥（集成09303）[65]、令方尊及令方彝（集成06016、09901）、令簋（集成04300至01）、召尊（集成06004）及召卣（集成05416）、簋、鲜簋等材料，试排和校验昭王十七年至十九年之间的历日，初步推定昭王十七年为公元前999，并认为静方鼎月相及历日合四分一月说。《静方鼎补释》（1997）认同“相”的释读，句读应为“令师中暨静省南国相”，则中甗和中方鼎一的相关内容应断句为“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分析斥、寒、相几个地名之间的关系；并辨认出“告”“司汝采”等内容；讨论周昭王末年与十九年的关系。又于1998年认为“月既望”就是既望，1999年提出相可能即湘，相国是封于湘水流域的诸侯国。[66]《“天大曀”与静方鼎》（1999）结合刘次沅、罗琨、徐凤先等几位先生关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是否为一次日食记录以及此次日食发生的时间等相关研究加以讨论。[67]《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1998）对照郭店简《缁衣》、《礼记·缁衣》、《逸周书·祭公》，释出西周金文中的从彗从涉的字是“祭”的本字，据此考释出厚趠方鼎（集成02730）等青铜器铭文中的祭公，即文献中的祭公谋父，自昭王世任职，延续至穆王世。[68]《师询簋与<祭公>》（2000）进一步与反映穆王世史事的文献《逸周书·祭公》对读，分析师询簋应在恭王元年。[69]

《论虎簋盖二题》（1999）将虎簋盖（铭图05399至5400）排在穆王卅年、师虎簋（集成04316）排在懿王元年，认为全瓦纹簋跨有西周中期的中间即恭懿孝之世，或再稍扩大一些。[70]

《论师兑簋的先后配置》和《细说师兑簋》（1998）结合虎簋盖（铭图05399至5400）和师虎簋（集成04316）、师询器、师器及《周礼·大司马》相关内容，论证三年师兑簋（集成04318至19）在先而元年师兑簋（集成04274至75）在后。[71]

《晋侯苏编钟的时、地、人》（1996）分析当时新发现的出自山西北赵曲沃晋侯墓地M8的的16件晋侯苏编钟铭文（铭图15298至15313）所反映的是周厉王三十三年的史事，认为晋侯苏即晋献侯，铭文乃是追称，并讨论其月相等纪时词语的含义和范围。在该文中，李学勤先生根据目验实物，首次辨认出膳夫曶，也是将晋侯苏编钟定在厉王世的一个证据。《晋侯苏钟笔谈》（1997）又结合有关文献材料，分析晋殇叔的纪年是单列的，不能并入晋穆侯或晋文侯纪年，共和也不能与宣王纪年合并。[72]《晋侯苏编钟历日的分析》（1998）从铭文内部推导月相的范围，认为西周晚期高王年青铜器应该划分为两组（厉、宣）而非三组，兼及讨论钟铭所用纪年方式和历正。《膳夫山鼎与西周年历问题》（1994）依四分月相说以及白川静认为夷王在位可能近四十年的意见，从历日角度探讨膳夫山鼎（集成02825）属于夷王世的可能性，认为夷王在位可能有三十九年，其元年是公元前917年。《膳夫山鼎年世的确定》（1999）从形制、纹饰、字体、铭文格式以及内容的系联等方面，改变此前的看法，论证膳夫山鼎应属厉王三十七年，并推排历日。

《试说宣王早年历日》（1999）推排兮甲盘（集成10174）、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颂器（鼎：集成02827至29、簋：集成04332至39、壶：集成09731至32）、不其簋（集成04328）等材料的历日，并分析宣王早年历正建子。

《吴虎鼎考释》（1998）通过分析吴虎鼎（铭图02446）属于宣王世，进一步论证扶风任家所出克镈克钟（集成00204至209）记有“周康厉宫”，也应属宣王世；两组器物的历日相容，讨论西周晚期宣王世的初吉和既生霸。《吴虎鼎研究的扩充》（1998）以吴虎鼎为宣王十八年标准器，进一步论证伯克壶（集成集成09725）、此鼎（集成02821至23）、鼎（集成02815）属于宣王世，推排宣王十六年至十九年的历日，分析当时可能曾有一次失闰，以致周正建子误成建丑，并指出其时已有“朔”的概念、“既生魄”也符合文献中的说法。

《论克器的区分》（1998）将克器分为克镈克钟、大小克鼎（集成02836、集成02796至2802）克盨（集成04465）、师克盨（集成04467至68、铭图05681）三组，认为西周晚期王朝有三个克。《西周晚期金文历日的归纳》（1999）主要推排厉王世二十年以上以及宣王世器物的历日，关于厉王世的金文历日，认为晋侯苏钟与伯窥父盨（集成04438至39）同年且历日彼此谐和，可据以讨论既望和既死霸的分界；关于宣王世的金文历日，改变之前认为克器可分为三组以及盨与鎛钟不同出的看法；认为宣王早年历正建子而后期则建丑，并将西周晚期与春秋时期相比较，认为历法有相似之处；同时认为当时已经有朔，但与实朔或有一二日的乖离；讨论月相范围。[73]《对彭裕商教授意见的处理建议》（1999）针对彭裕商先生对陈久金先生所排西周金文历谱提出的意见，从器物类型学、内容系联和历日等方面加以研究，主要涉及西周中期和晚期前段的一些器物。

《<西周纪年>序》（1999）对以青铜器铭文历日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构筑西周历谱的研究工作提出几点思考意见，如对西周历法的发展程度、其间发生的改革变迁缺乏足够的认识、纪时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材料不多且彼此内容可以系联的更少、青铜器分期断代不能完全准确把握等，都会影响所排历谱的结果。[74]

《论西周中期至晚期初金文的组合》（2000），将裘卫簋、虎簋盖、鲜簋排于穆王世，将无簋及盖（集成04225至4228）、师询簋（集成04342）、询簋（集成04321）、三年卫盉、师遽簋盖（集成04214）、五祀卫鼎、齐生鲁方彝、九年卫鼎、走簋、十五年趞曹鼎（集成02784）、休盘（集成10170）排在恭王世，将师虎簋（集成04316）、曶鼎（集成02838）、吴方彝（集成09898）、趩觶（趩尊：集成06516）牧簋（集成04343）排在懿王世，将元年师簋（集成04279至82）、师簋（集成04312）、达盨盖（铭图05661至63）、散伯车父鼎（集成02697至2700）、散季簋（集成04126）、五年师簋（集成04216至18）排在孝王世，将王臣簋（集成04268）、三年师兑簋、宰兽簋（铭图05376至77）排于夷王世，将逆钟（集成00060）、郑季盨（集成04454至57）、元年师兑簋、师俞簋盖、师鼎、师簋（集成04311）、蔡簋、盨、谏簋、师簋（集成04324至25）、十二年大簋和大簋盖（集成04298至99）、大师虘簋、望簋（集成04272）、十三年壶、害簋（集成04258至60）等器物排在厉王世；此外，还将五年和六年琱生簋（集成04292、04293）置于共和时期。[75]《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2000）是从前文中抽出一部分，结合王世民先生等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综合考古学类型学和内容系联及历日关系，主要观点一致，补充内容有，将师酉簋（集成04288至91）置于恭王世，认为辅师簋（集成04286）在恭王或略早，将克器组、颂器组排在宣王世。[76]

《戎生编钟论释》（1999）认为戎生编钟（铭图15239至46）和晋姜鼎（集成02826）都记述了遣卤积一事，应该属于同一年，进一步推定制作于周平王三十一年（晋昭侯六年，公元前740年）；并指出文献中晋昭侯七年与晋孝侯元年是同一年。[77]《子犯编钟的历日问题》（1995至1998，几经修改）讨论属于春秋中期前段晋文公时期的子犯编钟铭文内容，分析其历日及年代，讨论初吉的范围。《由蔡侯墓青铜器看“初吉”和“吉日”》（1997）在张永山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安徽寿县西门蔡昭侯申墓出土的几组青铜器铭文的史事和历日，认为“初吉”不必是朔，然可包括朔日，而“吉日”、“元日”与“吉”同义，指朔日。《秦公编磬的缀联及其历日》（1998）考证陕西凤翔南指挥1号秦公大墓所出编磬（铭图19781至806）的历日“隹（惟）四年八月初吉甲申”为秦景公四年、鲁成公十八年。这几篇讨论的是关于东周时期的出土材料。

有关文献记载的年代学研究

《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1999）对《国语·周语下》所载伶州鸠关于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一段话加以考察，认为这段话是《周语下》原文，伶州鸠家世任乐官，所述武王时天象渊源有自，“五位”“三所”相关内容是武王伐殷过程中一系列占候，不能作为同时天象来要求限制。《再论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1999）认为伶州鸠传述武王伐殷天象可能是周人所流传，与《左传》、《国语》其他岁星行次乃春秋战国之际数术家所推定不可混为一谈。[78]《武王在位有四年说》（2000）据郑玄《诗谱·豳谱》以及《史记会注考证》介绍的《史记·周本纪》古钞本，讨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的记载。文末附有当时兼任“断代工程”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学术秘书的江林昌先生的说明，介绍此文是李学勤先生对“断代工程”推排的金文历谱与武王克商年衔接研究工作中提出的一个讨论。[79]

《<尚书>与<逸周书>中的月相》（1998）将文献及西周早中期金文对照，讨论周初的月相使用特点、计日方式，认为西周中期以前的月相是定点。《<小开>确记月食》（1999）讨论有学者提出的《逸周书·小开》中“维三十有五祀”文王“拜望食无时”是月食的观点。[80]

《论西周郑的地望》（1997）论证西周的郑在汉京兆郑县，今陕西华县，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应根据华县的位置和地貌去考察。《<史记·三代世表>的一点考察》（1998）结合晋侯墓地材料，对西周王朝和诸侯的世系进行对照，讨论代际世数。《幽王十一年与平王元年》（1998）结合《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左传》、《国语》、《竹书纪年》等材料，讨论幽王十一年与平王元年是否有交合。

《月吉、初吉、既吉》（1997）通过对令方尊方彝及《周礼·族师》中的“月吉”、《论语·乡党》“吉月”的讨论，认为一月之“吉”专指朔，表明西周时期已可以推定朔日，而朔涉及月的运行，因而“月吉”等有关词语是月相，“月吉”（或“吉月”）就是朔日，是定点的，“初吉”也应有定指，不同意王引之把吉日理解为善日的观点；讨论陕西岐山凤雏所出卜甲和两周之际的曾伯从宠鼎（集成02550）的“既吉”，认为“既吉”一词乃周历所固有。这篇文章可以和前述讨论东周时期相关金文材料的几篇对看。

《侯马、温县盟书历朔的再考察》（1998）据历日和内容分析，支持温县盟书“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为晋定公纪年的观点，论证侯马盟书“十又一月甲寅朔”为晋定公十七年，并讨论《春秋》经反映的鲁历的月朔与实朔的出入。

此外，《<比较考古学随笔>简体字版跋》（1996）认为中外青铜时代的演进可以对照比较研究；[81]《中外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比较》（1999）结合“断代工程”设立的“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的结题出版报告，讨论中外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在材料、条件和方法等方面的异同。

由上述介绍可以了解到，李学勤先生在“断代工程”实施期间，进行了大量的年代学研究，较“断代工程”实施前有更进一步的扩展和推进；还可以看出他的年代学研究侧重于商后期、武王克商和西周时期。

“断代工程”从1996年正式启动，到2000年取得阶段性成果，公布了《夏商周年表》。[82]李学勤先生对诸多专题都有深入的研究，所以能够和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话沟通，理解并遵循多学科合作的原则和研究方法。主持实施“断代工程”，也充分展现了他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能力。2001年，“断代工程”被国家四部委评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重大科技成果，李学勤先生被评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

附带提及，了解李学勤先生在“断代工程”中的年代学研究工作，应将他个人的学术观点和“断代工程”多学科合作的集体成果适当加以区别。有时候，李先生是暂时保留个人观点，而遵从“断代工程”经集体研究讨论而达成的观点。当然，不论是科学家的个人观点，还是集体达成的观点，都应看作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的阶段性的认识，随着新的材料的出现，需要不断深入的工作来检验和向前推进。

三、2000年到2018年间

“断代工程”结题并通过验收之后，作为一项科学研究，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继续。后期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简称《报告》)的编写这一中心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李学勤先生依然担负着重任，不仅主持编写工作，而且在起草小组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工作安排和分工，执笔商后期、武王克商和西周三部分的编写和修改。因此，本文将李先生这一时期的年代学研究工作分成两个大的方面加以介绍，一方面是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报告》的具体编写修改。在青铜器（金文）、甲骨文、文献记载之外，战国简尤其是清华简中也有涉及到三代年代学的重要内容，李学勤先生对此也给予充分的关注。下面的叙述，也将适当反映李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夏至商前期年代学研究

《论公盨及其重要意义》（2002）结合《尚书》、《诗经》、《山海经》、《史记》等文献记载，讨论新出现的西周中期的公盨（铭图05677）中关于禹的事迹和有关古史传说。[83]

（二）商后期年代学研究

《一版新缀卜辞与商王世系》（2005）据林宏明先生所缀屯南4050和屯南补遗244这一重要成果，进一步讨论《殷本纪》武丁以前的商先公先王世系的可信性，认为“十示”卜辞中的十位先公先王不宜理解为“直系”、黄组周祭卜辞中有先妣配祭的先公先王也不是单纯表示血缘的直接传承，相关缀合及研究为历组卜辞时代提前再次提供了证据。[84]《谈新出现的妇妌爵》（2012）对首次发现有“妇妌”铭文的青铜爵（铭图续编0593）加以分析，认为其与妇好墓是同时代的；铭文中的“妇妌”即宾组和历组卜辞中的“妇妌”，也就是后母戊大方鼎（集成01706）的“后母戊”。这也佐证了历组卜辞提前的观点。[85]

《出组“在劳”卜辞的月首干支》（2000）找到可供排谱的10版出组二类的二月至三月在劳的卜辞，并请天文学专家计算，推导其月首，与宾组月食和历组日月食的推算相对照，所得的结果可与甲骨学关于历组二类较晚的卜辞可与出组二B类卜辞同见的认识基本吻合。^[86]

《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2008)，讨论帝辛九至十一祀征夷方卜辞，证明无名组晚期卜辞可以下延到帝辛，可与黄组卜辞并存，同卜一事；小屯村中、南系卜辞从“历间组”、历组、无名组到无名组晚期，构成了一贯的系列，与村北的系列平行并存。[87]这应该是两系说的重要新进展。

《论陶觥及所记史事》（2015）认为陶觥铭文（铭图续编0893）中“隹王曰：‘嗣’”记的是帝辛（纣）新嗣位；同时也指出，铭文的纪时“癸亥……在九月”与殷墟卜辞黄组里的“王曰：‘司’”历日不相容，不是一回事。[88]《谈寝孪方鼎的所谓“惟王廿祀”》（2003），经仔细观察，分辨出鼎铭中的所谓“廿”字实际是“曰”字，证实了裘锡圭先生此前的观点；并提出寝孪方鼎与肄簋在周祭规律上可吻合，属于同祀。[89]《试论新出现的方鼎和荣仲方鼎》（2005）指出方鼎铭（铭图02377）“王宾文武帝乙肜日”属于周祭，应是帝辛时将其父帝乙列入周祭的证据，鼎作于帝辛廿二祀，可看作商末的一件标准器。[90]

（三）武王克商年和西周年代学研究

青铜器（金文）的年代学研究

《犅伯卣考释》（2001）讨论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犅伯卣（铭图13280）历日“庚寅……才（在）二月生。”分析该器可能不晚于周初，并与保尊、保卣纪时方式“乙卯……在二月既望”对照，认为生是月相“既生霸（魄）”的简省。[91]

《关于鹿邑太清宫大墓墓主的推测》（2006）论证商丘市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墓主为微子启的长子，墓的年代在周初封宋后不久。[92]《疑尊、卣別解》（2014）讨论法国希拉克总统博物馆藏疑尊、疑卣（铭图续编0792、0881），认为其时代约当周初成王时，铭文中的“宋伯”即《史记·宋世家》的宋公稽，铭文涉及周代鄂侯的始封。[93]

《谈叔夨方鼎及其他》（2001）和《叔虞方鼎试证》（2002）从器形、文例、字体、文字考释等几个方面论证方鼎（铭图02419）器主即唐叔虞。[94]

前述《试论新出现的方鼎和荣仲方鼎》（2005）讨论荣仲方鼎（铭图02412至13）中的“生霸吉”，认为是月相词语，可能是指月光初生，也就是“朏”；并分析了不同时代月相词语的变化。《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2008）综合器形纹饰和铭文及有关文献材料，认为可将觉公簋（铭图04954）置于康王二十五年，并提出修改“断代工程”制定的“夏商周年表”中成康在位年数的方案，改康王为二十八年。[95]根据这一方案，《论荣仲方鼎有关的几个问题》（2008）将荣仲方鼎试排在康王二十一年。[96]

《论高青陈庄器铭“文祖甲齐公”》（2010）支持所出器物铭文（铭图13253、13658）中的“文祖甲齐公”即齐国始封君齐太公，作器者是其孙辈。[97]在前面提到的《克罍克盉的几个问题》（1993）曾认为梁山七器之宪鼎（集成02749）、伯宪盉（集成09430）的“召伯父辛”应分为“召伯”和“父辛”两代、召伯为召公，宜侯夨簋（集成04320）的“虞公父丁”也应视为两代。本文改变了这一看法。

《基美博物馆所藏令簋的年代》（2006）将令簋排在昭王十五年九月，认为昭王南征楚荆，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98]《论甗铭及周昭王南征》（2007）结合晋侯墓地M114所出甗（铭图03363），补充讨论昭王十九年至末年南征史事，并推断M114墓主晋侯燮父卒年不能早于昭王十九年。[99]《论西周的南国湘侯》（2008）推排昭王十五年至昭王末年（穆王元年）涉及昭王伐楚荆和南巡狩的金文材料，并认为唐兰先生讨论过的相侯簋铭文（及簋，集成04136）中的“相侯”与析尊等所见确为同一人。[100]《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2010）分析新见的京师畯尊（铭图11784）是周昭王伐楚时器物，铭文“王涉汉伐楚”表明当时楚都在汉水南。[101]

《论簋的年代》（2006）认为簋（铭图05362）器主就是师簋盖（集成04283至84）铭文中的“司马井伯”，历日试排于穆王廿四年，其任职从穆王中期延续到懿王初年。[102]《畯簋铭文读释》（2016）讨论属于懿王十年的畯簋（铭图05386），在注释中说明“关于畯簋与吴方彝（集成09898）历日的矛盾，容另文讨论。” [103]《谈伯吕父盨的历日》（2005）讨论新见四要素（王年、月序、月相、日干支）俱全的伯吕父盨（05635），认为从形制纹饰看应属西周中期后段到晚期前段，试排于“断代工程”的“金文历谱”孝王元年。[104]《论倗伯爯簋的历日》（2006）论证横水墓地M1:205的倗伯爯簋（铭图05208）排在恭王廿三年。[105]《师酉鼎历日说》（2002）将师酉鼎（铭图02475）排在孝王四年。[106]《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历谱的两次考验》（2002）讨论新出现的成钟（铭图15264）和士山盘（铭图14536），认为前者属于厉王十六年，后者属于恭王十六年。[107]

《禹鼎与张家坡井叔墓地》（2003）从类型学和铭文内容系联等方面讨论各代井叔所属的王世。[108]《庄白器的再考察》（2006）结合年代学和青铜器研究的新材料和新成果，对《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1979）涉及的西周中期后段到晚期前段部分进一步补充修正，明确的年代是在孝夷以至厉王前半，相关器铭的系联有助于青铜器分期研究。[109]此文还可与“断代工程”实施期间的《论西周中期至晚期初金文的组合》（2000）、《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2000）等相关研究工作对看。

《谈西周厉王时器伯㦰父簋》（2007）将伯㦰父簋（铭图05276至77）与宗周钟（钟，集成00260）反映的周王南征联系起来，通过系联论证翏生盨（集成04459至61）、鄂侯驭方鼎（集成02810）、禹鼎（集成02833至34）、敔簋（集成04323）、晋侯铜人（铭图19343）、弭伯簋（集成04257）等材料都应属于厉王世。[110]《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2012）分析清华简《芮良夫毖》“周邦有祸，寇戎方臻”等相关内容可联系《后汉书·东夷列传》和上述厉王世青铜器铭文。[111]《探寻久被遗忘的周代应国》（2010）将应侯视工诸器（鼎：铭图02436、簋：铭图05311）反映的应国征伐南淮夷史事系于厉王世。[112]《琱生诸器铭文联读研究》（2007）将五年、六年琱生簋（集成04292、04293）和五年琱生大口尊（铭图11816）置于厉王世，并认为琱生大口尊中的不系干支的“初吉”是定点，应理解为朔日。[113]《晋侯苏钟的年代学问题》（2005）从文献记载、类型学、测年数据、与其他西周晚期高王年铜器历日的相容性、人物事项的系联等多方面再次论证晋侯苏钟归于厉王世的合理性。[114]《膳夫山鼎与周厉王在位年数》（2011）结合仲爯父器铭（簋：集成04188至89）、叔硕父鼎铭（集成02596）等材料，补充论证膳夫山鼎属于厉王世。[115]

《补论不其簋的器主和年代》（2006）论证器主不其是秦庄公，将铭文所记之事系于周宣王四年。[116]《颂器的分合及其年代的推定》（2006）再次讨论器主为史颂或颂的十九件器物，从类型学和人物事项系联等论证应为同一人所作，属于宣王世。[117]《文盨与周宣王中兴》（2008）考释出文盨铭（铭图05664）中的“士曶父”，通过与克器的系联，定文盨属宣王世。[118]《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与西周年代学问题》（2003）从类型学和内容上对比逨的世系与周王世系后，通过系联试排宣王十六年至四十三年的金文历谱，提出宣王十六年至十九年、宣王二十三年到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以后三大段中历谱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认为宣王二十七年前后历法曾有混乱，随后得到调整。[119]《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2003）认为2003年新发现的杨家村窖藏青铜器除盂以外的器物应属宣王后半，与铭文纪年吻合。[120]《眉县杨家村器铭历日的难题》（2003），针对眉县杨家村出土的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佐鼎（铭图02501至12）历日的不能调和现象，结合金文中的“十四月”记载，探讨西周晚期历法的粗疏和调整。[121]李先生通过推排西周晚期金文历谱工作提出当时历法中可能存在问题，可与“断代工程”实施期间他在讨论西周晚期尤其是宣王时期金文历谱及相关历法问题的几篇文章对看。

《续说晋侯邦父与杨姞》（2005）在前面提到的《晋侯邦父与杨姞》（1994）基础上，补充论证北赵晋侯墓地M63墓主是M64墓主晋穆侯的一位夫人杨姞，卒于晋文侯世。[122]《再论“晋公戈”及其历日》（2003）对之前的考释做了修改，认为器主不是一代晋公；从类型学角度将之与上村岭M2001戈、曲沃北赵M1晋釐侯墓所出戈、仲山父戈（铭图16599）等材料对照，进一步论证时代应在西周晚期偏晚至东周初，历日合于晋釐侯四年（BC837）。[123]《“秦子”新释》（2003）在“附录 公侯在丧曰子说”中，指出《公羊传》关于诸侯于其封内三年称子的说法没有任何依据，青铜器铭文也表明儒家所讲的三年之丧不合史实。[124]

《春秋郑器与兵方壶论释》（2001）分析与兵方壶（铭图12445）的作者应是郑文公子太子华的曾孙，器铭历日“唯正五月初吉壬申”估计在郑成公至简公初年。[125]《正月曾侯编钟铭文前半详解释读》（2015）释曾侯编钟铭文（铭图续编1029至30、1032等）中的“隹王正月，吉日甲午”为建子的周正，并重申《由蔡侯墓青铜器看“初吉”和“吉日”》（1997）中认为“吉日”为朔日的观点，以及晋公（集成10342）为春秋晚期晋平公作器的看法。[126]

《论郧县肖家河新发现青铜器的“正月”》（2003）论证肖家河M1所出几件器物的时代和历日，认为M1所出器物属春秋中期后段，约公元前6世纪初；唐子仲瀕兒盘（铭图14504）、匜（铭图14975）器铭中的“”从杨树达先生对国差中此字是从“日”从“戌”读作“戌”、义为建戌之月、夏正九月的观点；并讨论唐子仲瀕兒鈚铭中“初吉”后面的日干支的范围。[127]《书缶释疑》（2004）支持旧释栾书缶（集成10008）为战国楚式、时代不早于战国中期的观点，论证器主为在楚国的蛮氏，并讨论该器历日“正月季春”用夏正。[128]这两篇文章也可与前述《由蔡侯墓青铜器看“初吉”和“吉日”》（1997）对看。

西周甲骨的年代学研究

《周公庙卜甲四片试释》（2005）指出：凤雏卜甲各片年代有一定跨度，最早的如有“周方伯”及商王名号者在伐纣之前，最晚的如有“不”人名的可晚到昭王，甚至穆王初，大多数都是西周早期的。[129]《周公庙遗址祝家巷卜甲试释》（2006）讨论新发现的月相“（哉）死霸”，认为应该指月光初亏的十六或十七日，该片卜甲约当武王或成王时。[130]据《周公庙考古工作汇报暨新出西周甲骨座谈会纪要》(2009)，李先生反思过去的认识，“过去我们看凤雏的卜甲，觉得微雕的是特别早，字大的晚。现在从这批材料来看，这是不对的。字大、字小应是共存的。”[131]《论周公庙“薄姑”腹甲卜辞》（2017）认为周公庙H117：89涉及薄姑遣使来周，时间可能在武王伐商过程中。[132]《论凤雏卜甲中的周王与楚》（2011）分析凤雏H11:83、H11:14、H11:4等卜甲的内容，推论其反映了楚国当时发生君位的争执，乃至与周王朝发生交恶，或许就是昭王伐楚的导火线，讨伐的对象即H11:14卜甲中的“楚伯”，应是《楚世家》熊绎之子熊艾、清华简《楚居》中的“熊只”。[133]

有关文献记载和战国简的年代学研究

《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2009）讨论清华简《保训》“惟王五十年”与《尚书·无逸》、《史记·周本纪》记载等相合，并认为文王晚年已称王，但与武王克商后周王作天子有别。[134]《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2011）指出简文的“武王八年”是武王即位的八年，武王不沿用文王受命之年，周伐耆（黎）是在该年末，随后就是文献记载的在孟津观兵，与诸侯相会。[135]

《由清华简<金藤>看周初史事》（2011）讨论武王有疾与卒世年代，认为简文记载动摇了《史记·封禅书》武王克商后在位二年的说法；分析成王继位时年纪不会太小；辨析周公东征是三年而非二年。[136]《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2011）联系《左传》、《竹书纪年》、《逸周书》、《孟子》、《庄子》、《尚书大传》、《史记》、大保簋铭（集成04140）、簋（即沬司徒簋，集成04059）铭等材料讨论简文中的三监之乱、卫国初封、“共和”史事、周平王事迹等内容。[137]《纣子武庚禄父与大保簋》（2011）进一步讨论大保簋铭反映的敉平王子禄父叛乱史事。[138]《读<系年>第三章及相关铭文札记》（2013）又补充系联了小臣单觯（集成06512）和新著录的卿盘（铭图14432）等材料。[139]

《清华简<祭公>与师询簋铭》（2011）指出清华简本《祭公》比传世本在文句上更近似师询簋，证实该篇的可靠。[140]可与前面提到的《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1998）、《师询簋与<祭公>》（2000）互相参看。

《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2013）结合古本《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郑玄《诗谱》、晋姜鼎（集成02826），讨论两周之际史事，认为《系年》“周亡王九年”当从幽王之死算起，相当于晋文侯十九年，公元前762年；而携王（《系年》称携惠王）立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时当晋文侯三十一年，公元前750年；《尚书·文侯之命》作于周平王王位已定之后，应晚于文侯三十一年。[141]

《有纪年楚简年代的研究》（2004）结合睡虎地秦简、战国楚简以及青铜器铭文等材料，论证《左传》中的“荆尸”不能证明当时已经存在具有特殊月名的楚历（建亥），楚历比较早的材料，是约当春秋战国之际的长台关M1所出钟铭。[142]

在上述各部分的具体研究之外，李学勤先生还注重从宏观的角度将中国古代文明放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下加以思考。以《学科结合的必然趋势》（2002）为例，涉及“断代工程”对各个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在时间递进的类似性等重要认识。[143]

（四）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的编写和修订

于2000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简本》（简称《简本》），为了及时向社会公布阶段成果，力求简明。之后，在首席科学家主持和专家组指导下，设立起草小组，组织有关人员撰写《报告》。起草小组根据“断代工程”相关课题、专题提交的研究报告，以及《简本》的框架和结论，编写初稿，并经专家组多次讨论，修改至四稿。在此基础上，首席科学家接手，进一步补充修订。按照分工，李学勤先生具体承担了“西周年代学研究”、“武王克商年研究”和“商代后期的年代学研究”三部分的编写和修订，并与其他首席科学家共同承担全部书稿的统稿工作。这里仅简单介绍李先生编写和修改“西周年代学研究”部分的情况。

“西周年代学研究”章节框架的调整和编写修改的指导思想

“西周年代学研究”是“断代工程”9 大课题中最复杂的一个课题，下设8 个专题，涉及考古、碳十四测年、文献、青铜器、天文、历法等多个学科。后来根据研究需要和新的发现，又增设了2个专题。[144]从《简本》到写作组起草、修改《报告》（历经四稿），再到李学勤先生接手，《报告》的修改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首先体现在章节框架有所调整（表一）。

表一：《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西周年代学研究”章节框架调整

《“夏商周断代工程”——新发现与新探索》（2000）曾对《简本》中西周王年的推定，尤其是7个支点的建立，进行了概括说明。[145]2006年11月25日至26日，在南京举办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专题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对《报告•西周》五稿的讨论。在会上，李先生介绍了由他执笔的“西周年代学研究”部分第五稿的修改指导思想，有助于我们对李先生关于上述章节调整和编写修改工作的理解，这里摘录如下：

首先，在反复阅读由写作组撰写修改的第四稿的基础上，确定一条原则，即尽可能吸收和体现参加这部分工作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各课题的成果。以前几稿已经把有关的工作做了很好的整理和归纳，这次重新温习各个课题专题所提供的报告和各方面成果，组织起来，尽可能做一点修改补充工作。

其次，尽可能补充一些从逻辑上的必要的环节，主要是，第一，关于“月相”的推定。把经过反复讨论、在编制金文历谱中所使用的说法做进一步的说明。所增加的一个环节就是，说明这一说法是从已有青铜器材料里推导出来的。第二，补充增加“列入金文历谱的青铜器系联”。把列入“西周金文历谱”的青铜器铭文互相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体现出来，包括历谱中涉及的一些青铜器，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青铜器。第三，商定将陈久金所承担的课题里的“西周长历”作为附录，把“工程”所推定的武王伐纣之年开始，一直到平王东迁为止，西周每一年都给一个历谱，并把列入“西周金文历谱”青铜器排进去，使排谱的根据一目了然，也便于发现错误，将来再发现新的青铜器，也方便补充。第四，新增加一小节，把2000年以后能了解到的新发现（包括新出土、新出现、新发表）的四要素俱全的金文排入。因此，对《简本》里的“西周金文历谱”做了必要改动，如新发现的眉县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鼎铭文中的“史淢”又见于盘，所以原来排在厉王世的盘必须要移到宣王世。改动只是个别的，原则上能不改动的就不改动。

其他问题。如，这次没有沿用《简本》及《繁本》前四稿关于“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的提法。又如，这部分的很多问题，如金文历谱等，都牵涉到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的课题，有关金文、考古、碳十四、文献等材料的最后整合部分，必须放在武王伐纣年代研究内容之后。此外，章节里涉及考古学和碳十四测年的内容的修改，需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完成。

……他再次强调，《西周五稿》体现的不是某个人的成果，而是大家整个工作的成果，包括前几稿打下的很好基础；其中存在一些问题是必然的，不妥之处，由他承担责任。[146]

李先生在发言里还特别介绍了几位专家学者所做的工作，如，罗琨先生对《鲁世家》纪年研究的整理和分析，徐凤先先生把过去大家有关月相、金文历谱的成果材料进行整理等。[147]此外，专家组成员、西周年代学课题负责人张长寿先生，接受委托，就西周金文历谱王年与铜器断代、以及考古学分期和碳十四测年研究进行比较，提出意见。[148]李先生提到的关于“月相”范围的推定，在《晋侯苏编钟历日的分析》（1998）已经做了尝试，在《西周晚期金文历日的归纳》（1999）以及2003年2月27日关于眉县新出青铜器与金文历谱小型研讨会上又多次提出，[149]之后请徐凤先先生研究完成，相关研究已经正式发表。[150]李学勤先生又请徐凤先先生就西周晚期一些高王年器物的历日相容性做了针对性研究。[151]作为附录之一的“列入金文历谱的青铜器系联表”由李先生编制，数易其稿。他强调，这个系联表的编制，是以严格遵循考古学和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成果为前提的。

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李先生又对稿件反复多次修订。

关于2000年之后出现的新材料的讨论

笔者在前面曾介绍李学勤先生对2000年后新出现的关系到年代学的一些重要青铜器的研究。在《报告》中，李先生选取了2000年至2010年间新出现的有关材料，进行简要分析，并将其中具备王年、月、“月相”及日干支等历日四要素的材料试排入“西周金文历谱”，具体有簋、吴盉（铭图14797）、士山盘、伯吕父盨、师酉鼎、七年师兑簋盖（铭图05302）、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等七件（组）。此外，还介绍了关系到需要修订“断代工程”所推成康年代的觉公簋（疏公簋）。

小结

提出“断代工程”倡议的宋健先生在1999年8月为《夏商周年代学札记》题写书名时，曾写信给项目办公室主任朱学文先生，信中写道：“闻工程已在结题，很高兴，伫盼听你们的好消息。学勤同志贡献很大。没有他的主持，这件事很难做成。即使公布了，也还会有很多人有异议，从众多来信中即可看出。这并不妨碍科学制定一个标准年表，供社会使用。有新的证据后，再改。”[152]这段话既是对李学勤先生的工作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断代工程”所取得的成果的科学评价。

同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一样，由于年代久远，以及材料、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夏商周年代学研究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每推进一步都不容易。李学勤先生曾说：“学科的发展越分越细，也越需要博通的综合研究。”[153]本文介绍的有关研究工作，也是他践行这一学术路数的很好的体现。在年代学研究的探索道路上，李学勤先生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前后有变化。他在《夏商周年代学札记》“后记”里自述：“科学研究的进程总是曲折复杂的，像‘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多学科结合的大型项目，尤其是如此。‘工程’的启动不过三年，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已经历反复变迁。长期在思想中形成的若干看法，不少被突破，自我否定的感受，实不足为外人道。即以本书所收札记而言，前后见解也有明显改变，有的地方证明是不对的，有的地方尚有待更多的证据。”[154]笔者认为，这正体现了李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对困难不畏惧、对问题不回避、勇于反思不断前进的科学态度和坚持求真的科学精神。

限于学识，笔者对李学勤先生的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体会十分有限。本文只是粗浅的介绍，没有深入的分析，而且必有很多疏漏。此外，笔者从2001年夏始兼任“断代工程”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学术秘书工作（苏辉先生也同时担任），对于之前李学勤先生在“断代工程”实施期间的工作了解很不够，没有资格介绍更多情况。相信即将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会有助于大家对“断代工程”有更多的了解。也期待《李学勤文集》的早日出版，让我们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李先生的学术成就。

2020年5月20日小满写定

（收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李学勤先生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1] 李学勤著：《夏商周年代学札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2] 李学勤：《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新建设》1958年第8期；又收入李学勤著：《李学勤早期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6至104页，文末出处误作《文史哲》。

[3] 李学勤：《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收入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1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又收入李学勤著《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82至91页。

[4] 李学勤：《郭沫若先生对夏代的研究》，李学勤著：《缀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62至271页。

[5] 李学勤：《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又收入李学勤著：《李学勤早期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2至68页。

[6] 李学勤著：《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7至41页。

[7] 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又收入李学勤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3至277页。

[8] 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期；又收入李学勤著：《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第75至88页。

[9] 李学勤著：《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98至103页。李学勤：《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1986，《古文字研究》第18辑，1992年）为此文的一部分。

[10] 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新论》，《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李学勤，彭裕商：《殷墟地层与甲骨分期》，《文博》1990年第6期；李学勤、彭裕商著：《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11] 李学勤：《小臣缶方鼎与箕子》，《殷都学刊》1985年第2期；《小臣缶方鼎》，收入李学勤著，李缙云编著《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57至265页。

[12] 李学勤：《其三卣与有关问题》，胡厚宣主编：《殷都学刊》增刊《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

[13] 李学勤：《论殷墟卜辞的“星”》，李学勤著：《缀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5至188页。

[14] 李学勤：《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新建设》1958年第8期；又收入李学勤著：《李学勤早期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3至100页。

[15] 李学勤著：《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3至47页。

[16] 李学勤：《北京、辽宁出土青铜器与周初的燕》，李学勤著：《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至53页。

[17] 李学勤：《克罍克盉的几个问题》，《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1993年，第205至208页；收入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96至98页。

[18] 李学勤著：《郿县李家村铜器考》，收入李学勤著：《李学勤早期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8至41页。

[19] 李学勤：《何尊新释》，《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收入李学勤著：《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8至45页。关于何尊所属王世，李先生后来已经改变看法，参看李学勤《论成周的兴建》，1992年1月29日手稿，收入（日本）五井直弘编《中国の古代都市》(日文)，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4月，题为“成周建设论——《何尊》の铭文を中心として”；李学勤：《何簋与何尊的关系》（2010），收入李学勤著《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80至83页。

[20] 李学勤：《其三卣与有关问题》，《殷都学刊》增刊《全国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5年，第453至464页。

[21] 李学勤：《麦尊与邢国的初封》，杨文山、翁振军主编：《邢台历史文化论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8至105页。

[22] 李学勤著：《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55至164页。

[23] 李学勤著：《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65至179页。

[24] 李学勤：《试论董家村青铜器群》，李学勤著：《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8至105页。

[25]李学勤著：《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73至82页。据《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70页，该文成稿于1977年11月（原文误作1997年）。

[26]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又收入李学勤著《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3至93页。

[27] 李学勤：《班簋续考》，《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1至188页。

[28] 李学勤著：《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8至72页。

[29] 李学勤：《令方尊、方彝新释》，《古文字研究》第16辑，1989年，第218至226页。此外，还可参看《令方尊、方彝和成周的历史地位》，叶万松主编《洛阳考古四十年——一九九二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

[30] 李学勤：《论长安花园村两墓青铜器》，《文物》1986年第1期，第32至36页。

[31] 李学勤：《中方鼎与<周易>》，《文物研究》第6辑，1989年；收入李学勤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5至485页。

[32] 李学勤《<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选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1年；《<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选释补正》；均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98至309页。李学勤、艾兰：《鲜簋的初步研究》，《中国文物报》1990年2月22日；收入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172至174页。

[33] 李学勤：《鲁方彝与西周商贾》，李学勤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2至308页。

[34] 李学勤：《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收入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103至108页。

[35] 李学勤：《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文物》1993年第4期；李学勤：《古越阁藏商周青铜兵器丛谈》，（台北）《历史文物》5卷4期，1996年；李学勤：《晋公戈的年代问题》。均收入李学勤著：《四海寻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5至126页，第172至173页，第178至180页。

[36] 李学勤著：《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26至133页。

[37] 李学勤著：《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72至284页。

[38] 李学勤：《兮甲盘与驹父盨——论西周末年周朝与淮夷的关系》，李学勤著：《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8至145页。

[39] 李学勤：《晋侯邦父与杨姞》，《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29日；收入李学勤著《缀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6至108页。

[40] 李学勤：《<史记•晋世家>与新出金文》，《学术集林》卷四，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60至170页。

[41] 李学勤：《论仲爯父簋与申国》，《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第31至39页。

[42] 李学勤：《晋公的几个问题》，《出土文献研究》，1985年，第134至137页。

[43] 李学勤：《补论子犯编钟》，《中国文物报》1995年5月28日；收入李学勤著《四海寻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8至273页。

[44] 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文物》1981年第9期；收入李学勤著《李学勤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30至240页。

[45] 李学勤：《续论西周甲骨》，《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收入李学勤著《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90至203页，并补记“剥”义。

[46] 李学勤：《周文王时期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收入李学勤著《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至141页。按，李学勤先生在《周易溯源》（成都：巴蜀出版社，2006年，第240至242页）里分析，“在讨论周原所出西周甲骨时，多以为字迹微小的早，而疏大的晚，现在镇江营的这一例，说明这种微刻的传统留存到相当迟的年代。”

[47] 李学勤：《文王玉环考》，《华学》第1辑，1995年，第69至71页。

[48] 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又收入《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42至154页。

[49] 李学勤：《<夏小正>新证》，《农史研究》第8辑，1989年；收入李学勤著《李学勤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88至100页。

[50] 李学勤：《<尝麦>篇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收入李学勤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68至577页。

[51] 李学勤著：《古文献丛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4至67页。

[52] 李学勤：《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文物》1982年第10期，收入李学勤著《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74至283页。

[53] 参看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后记；李学勤：《忆张光直先生二三事》，三联书店编：《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69至70页；程薇：《李学勤先生学术年谱》，程薇编：《接续绝学的历程：李学勤先生访谈录》，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787页。

[54] 此据笔者在2012年2月7日参加“断代工程”专家组长和项目办公室讨论《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修改六稿会议时的记录。

[55] 晓云：《记李学勤先生》，《社会科学在线》2000年第4期，收入程薇编：《接续绝学的历程——李学勤先生访谈录》，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9至24页。

[56] 李学勤：《郑州二里岗字骨的研究》，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至15页；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收入李学勤著：《李学勤早期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3至37页。

[57] 李学勤著：《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4至188页。

[58] 关于“戠”的释读，李先生后来的看法有改变。

[59] 李学勤：《论殷墟卜辞的新星》，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至11页。

[60] 李学勤：《续说<无逸>商王年数》，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40至43页。

[61] 李学勤：《小臣缶方鼎与箕子》，《殷都学刊》1985年第2期。

[62] 李学勤：《甲骨文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收入李学勤著《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4至418页。

[63]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第97至98页，第109至112页。

[64]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和成果》，2002年4月5日美国亚洲研究会年会演讲，收入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8至334页。

[65] 旧释“折”、“旂”等。

[66] 文中提到的《静方鼎考释》，收入张光裕等编《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7年，第223至230页。

[67] 李学勤：《“天大曀”与静方鼎》，手稿复印件，“夏商周断代工程”档案，文件卷08—05。

[68] 李学勤：《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李学勤著：《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第281至284页。

[69] 李学勤：《师询簋与<祭公>》，收入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至53页。

[70] 李学勤：《论虎簋盖二题》，《华学》第4辑，2000年，第37至40页。成稿时间据有关手稿复印件，“夏商周断代工程”档案，论文卷08—06和08—36。

[71] 李学勤：《师兑簋与初吉》，《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至50页，是对上述两篇文章的整合。

[72] 李学勤：《晋侯苏钟笔谈》，《文物》1997年第3期，第56至57页。

[73] 该文在排谱时，误将柞钟的历日抄作颂鼎、簋、壶的历日。

[74] 李学勤：《<西周纪年>序》，刘启益著：《西周纪年》，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收入李学勤著：《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7至399页。

[75] 李学勤：《论西周中期至晚期初金文的组合》，李学勤著：《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第413至420页。“师鼎”，附录误作“师簋”，原手稿不误，参看李学勤：《西周中期历谱的修订建议》，手稿复印件，“夏商周断代工程”档案，论文卷09—22。

[76] 李学勤：《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收入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至50页。

[77] 李学勤：《戎生编钟论释》，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276至283页。

[78] 李学勤：《再论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手稿复印件，“夏商周断代工程”档案，论文卷08—08。

[79] 李学勤：《武王在位有四年说》，《东岳论丛》2000年第3期，第63至64页。

[80] 李学勤：《<小开>确记月食》，《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6期，2000年。此据手稿复印件，“夏商周断代工程”档案，论文卷08—07。

[81] 李学勤著：《比较考古学随笔》，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8至230页。

[82]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83] 李学勤：《论公盨及其重要意义》，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6至136页。

[84] 李学勤：《一版新缀卜辞与商王世系》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42至150页。

[85] 李学勤：《谈新出现的妇妌爵》，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46至148页。

[86] 李学勤：《出组“在劳”卜辞的月首干支》，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7至321页。成稿时间据手稿复印件，“夏商周断代工程”档案。

[87] 李学勤：《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李学勤著：《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0至78页。

[88] 李学勤：《论陶觥及所记史事》，李学勤著：《清华简及古代文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35至139页。

[89] 李学勤：《谈寝孪方鼎的所谓“惟王廿祀”》，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00至503页。

[90] 李学勤：《试论新出现的方鼎和荣仲方鼎》，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36至243页。

[91] 李学勤：《犅伯卣考释》，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7至109页。

[92] 李学勤：《关于鹿邑太清宫大墓墓主的推测》，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06至307页。

[93] 李学勤：《疑尊、卣別解》，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73至176页。

[94] 李学勤：《谈叔夨方鼎及其他》，《叔虞方鼎试证》，均收入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2至86页，第117至119页。

[95] 李学勤：《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李学勤著：《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2至117页。李先生后来释器主为“疏公”，并认为可能是晋国的胥氏，参见李学勤《释“疏”》，收入李学勤著《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5至76页；李学勤《论芮姞簋与疏公簋》，收入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49至152页。

[96] 李学勤：《论荣仲方鼎有关的几个问题》，李学勤著：《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3至158页。

[97] 李学勤：《论高青陈庄器铭“文祖甲齐公”》，李学勤著：《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7至100页。

[98] 李学勤：《基美博物馆所藏令簋的年代》，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34至537页。

[99] 李学勤：《论甗铭及周昭王南征》，李学勤著：《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7至111页。

[100] 李学勤：《论西周的南国湘侯》，李学勤著：《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5至179页。成稿时间据手写稿复印件。

[101] 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李学勤著：《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0至96页。

[102] 李学勤：《论簋的年代》，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20至523页。

[103] 李学勤：《畯簋铭文读释》，李学勤著：《清华简及古代文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61至165页。

[104] 李学勤：《谈伯吕父盨的历日》，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04至506页。

[105] 李学勤：《论倗伯爯簋的历日》，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38至540页。

[106] 李学勤：《师酉鼎历日说》，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9至340页。据手稿复印件，“夏商周断代工程”档案，会议卷11—09， 2002年9月2日初稿、11月6日修改。

[107] 李学勤：《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历谱的两次考验》，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5至338页。文中系联表中的穆王时期的“利鼎”，后根据公布的器形，已改至西周晚期。

[108] 李学勤：《禹鼎与张家坡井叔墓地》，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99至202页。

[109] 李学勤：《庄白器的再考察》，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58至264页。

[110] 李学勤：《谈西周厉王时器伯㦰父簋》，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99至302页。初次发表时间据程薇编《接续绝学的历程——李学勤先生访谈录》，第855页。

[111] 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22至234页。

[112] 李学勤：《探寻久被遗忘的周代应国》，李学勤著：《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9至45页。

[113] 李学勤：《琱生诸器铭文联读研究》，李学勤著：《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9至106页。

[114] 李学勤：《晋侯苏钟的年代学问题》，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11至519页。

[115] 李学勤：《膳夫山鼎与周厉王在位年数》，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8至123页。

[116] 李学勤：《补论不其簋的器主和年代》，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24至527页。

[117] 李学勤：《颂器的分合及其年代的推定》，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28至533页。

[118] 李学勤：《文盨与周宣王中兴》，李学勤著：《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0至152页。

[119] 李学勤：《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与西周年代学问题》，手稿复印件，“夏商周断代工程”档案，会议卷11—03。

[120] 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至152页。

[121] 李学勤：《眉县杨家村器铭历日的难题》，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95至499页。

[122] 李学勤：《续说晋侯邦父与杨姞》，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65至268页。

[123] 李学勤：《再论“晋公戈”及其历日》，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6至349页。

[124] 李学勤：《“秦子”新释》，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3至209页。

[125] 李学勤：《春秋郑器与兵方壶论释》，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9至102页。

[126] 李学勤：《正月曾侯编钟铭文前半详解释读》，李学勤著：《清华简及古代文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22至130页。又参《曾侯编钟铭文前半释读》，《清华简及古代文明》，第102至105页。

[127] 李学勤：《论郧县肖家河新发现青铜器的“正月”》，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3至345页。

[128] 李学勤：《书缶释疑》，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3至196页。

[129] 李学勤：《周公庙卜甲四片试释》，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0至174页。

[130] 李学勤：《周公庙遗址祝家巷卜甲试释》，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5至179页。

[131] 周公庙考古队：《周公庙考古工作汇报暨新出西周甲骨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27日第7版。

[132] 李学勤：《论周公庙“薄姑”腹甲卜辞》，李学勤著：《清华简及古代文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92至96页。

[133] 李学勤：《论凤雏卜甲中的周王与楚》，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1至75页。

[134] 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李学勤著：《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1至144页。按，“保”读为“宝”，参李学勤《清华简<保训>释读补正》（2009），同上，第152至155页。

[135] 李学勤：《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09至215页。

[136] 李学勤：《由清华简<金藤>看周初史事》，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至10页。

[137]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李学勤著：《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6至203页。文中簋标注的集成号有误。

[138] 李学勤：《纣子武庚禄父与大保簋》，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00至103页。

[139] 李学勤：《读<系年>第三章及相关铭文札记》，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61至263页。

[140] 李学勤：《清华简<祭公>与师询簋铭》，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06至109页。

[141] 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35至239页。

[142] 李学勤：《有纪年楚简年代的研究》，李学勤著：《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19至426页。

[143] 李学勤：《学科结合的必然趋势》，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1至342页。发表时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137期，2003年10月29日。

[144]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第2至4页，第97至98页，第109至112页。

[145]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新发现与新探索》，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2至323页。

[146] 参看王泽文整理《西周王年专题研讨会纪要》，《“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160期，2007年2月28日。

[147] 参看王泽文整理《西周王年专题研讨会纪要》，《“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160期，2007年2月28日。

[148] 参看《张长寿先生来信》，《“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139期，2004年3月15日；张长寿：《金文历谱王年与铜器断代和¹⁴C测年的比较》，《“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140期，2004年3月20日。

[149] 此据王泽文“陕西眉县新出青铜器与西周金文历谱小型研讨会”记录。会议纪要《陕西眉县新出青铜器与西周金文历谱小型研讨会召开》，见“夏商周断代工程”档案，文件卷14—30。

[150] 徐凤先：《以相对历日关系探讨金文月相词语的范围》，《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1期；又《“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168期，2009年2月21日。

[151] 徐凤先：《西周晚期四要素俱全的高王年金文历日的相容性研究》，《华学》第8辑，2006年，第47至52页。

[152] 宋健致朱学文信札，原件，“夏商周断代工程”档案，文件卷09—04。

[153] 李学勤：《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读书》1990年第2期；收入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36至41页。

[154] 李学勤著：《夏商周年代学札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后记，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