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第二册楚简自2000年12月出版之后，引起世人关注。特别是李零教授整理的《容成氏》，内容极为重要。揭示了古代帝王传说与传世文献的传承和形成。值得注意的是，简文记有“九邦”之名，是第一次出现，史书上缺详记载。商末周初所封的九邦异姓氏族，是以姜姓占主要，姜姓原是西方羌族，世代和姬姓通婚。简文道出了因商末纣王荒淫无度，“九邦叛之”直至“丰、镐之民”“乃降文王”这段史书从未记载的前前后后历史。

上博楚简有二处提到“九邦”者：

……尃（溥）亦（夜）以为槿（淫），不聖（听）其邦之正（政）。于是虖（乎）九邦畔（叛）之：豊、□（镐）、郍、□、于、鹿、耆、宗、（崇）、□（密）须是（氏）。……（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虖（乎）”？文王曰：“可”。文王于是虖（乎）素耑（端）□（褰）裳以行九邦，七邦□（来）备（服），丰、乔（镐）不备（服）。文王乃□（起）帀（师）以鄉（向）。（第45、46、47简）

九邦，楚简为丰、镐、郍、□、于、鹿、耆、崇、密须氏，李零注释引《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与武王对曰：“西方有九国焉”。并指出“文王平抚西方‘九国’即简文‘九邦’其说久湮，旧注失解。……今得简文方知历史真相。”[1]“九邦”其地理的分布范围有一部分在今陕西长安澧河一带远至甘肃灵台。西土，历来是商、周王朝的一个屏藩，抵御犬戎、鬼方、玁狁的重要战略要地，同时借着地理上的优势也成为与商王抗衡的一股强大政治势力。“九邦”证实了在商代，正如林沄先生主张的“由本来分立的诸方国，在互相斗争的过程中结成有相对稳定性的主要是军事性的联盟”一个有力的佐证。[2]诸方国的一部分在周文王时先后相继被征伐《史记·周本纪》：“……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史书所记周文王相继征伐诸国，参与楚简“九邦叛之”所列诸国基相同。虽然不是指同一事件，可是商朝的灭亡是最先是由“九邦”的叛乱开始，这段湮埋了几千年史书没有记载的史料，由楚简获得弥足珍贵。

林沄先生在他的《甲骨文中商代方国联盟》中强调：“其实，古代典籍中有不少提到周代以前存在众多的小国”。引《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又引《逸周书‧世俘解》：“武王克商，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九国，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故《论语·泰伯》孔子谓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我们整理甲骨卜辞得地名近有一千二百，[3]这或许正是反映了商代小国林立的状况。

商代在“以服事殷”众多诸侯国中，卜辞就留下不少“九邦”的活动遗迹。可以看到商人伐夏之前，由豫北、豫东、鲁西的王畿，逐渐往西北扩展，其势力达到今甘肃氐羌一带。难怪《逸周书·程典》说：“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此言在另一种意义上也说明了文王开始巳在众多诸国中的地位崛起和影响日益上升。由卜辞表明商王当时，把较难控制的西土“九邦”封为商的附庸国，为其镇守戍边、纳贡，用婚媾姻亲的关系以此保持相对稳定，“九邦”中的“丰”地，就是周文王的都城，《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丰在京兆鄠县东”。即今陕西长安澧河附近，卜辞所示：

（1）癸未卜永贞：旬亡□，七日己丑，微友化乎告□方征于我奠丰。

（《合集》6068正）

（2）…卜…奠丰…（《怀特》439）

（3）…丰示二屯。（《合集》9938）

（4）壬寅帚丰示二屯。岳（《合集》17513）

（5）帚丰…来。（《合集》2798反）

第（1）辞中“微”，即是古微国，在今陕西省眉县。对于“微”的地望，列来有不同说法[4]，从“微”与“丰”的活动地望上，说明卜辞中的“微”也可能不是参加周武王伐纣的八国诸侯之一。

与“丰”地相近的“镐”地不见卜辞、金文中，曾引起多位学者讨论[5]。镐地仅见于西周甲骨，其地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楚简中的“镐”为假借字，从示从乔，与金文履称“镐鉴百钧”的“□”字右旁相同。见《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省称《释文》）第四卷15·5319（□高卣）铭文：“王赐□〓（钧）用作彝”。作者将“□”字误写成“□高”二字。[6]由铭文互证知“□”字与“□”形显然是同一个字，知古音“□”和“□”字相近通假为“镐”。甲骨文中有“□”形，实为“□”字省形，即《释文》15·5319同一字。“□”读作镐，疑是周人“镐”地。如卜辞：

（6）乙亥〔卜〕��于。

…〔烄于〕雨。（《合集》32291）

商王在周人地域举行烄天祭祀活动，与“周方”的共处，说明商王的中心政权受到神化，已得到巩固和扩展，并以中原为据点，向豫北、鲁西实行封邑。

“郍”地是“九邦”中的诸国之一。如卜辞：

（7）于舟烄雨。（《合集》34483）

（8）贞勿乎伐舟叀允用。（《合集》5684）

（9）贞乎往于舟。（《英藏》749）

（10）…卯卜宾贞：舟爯册商（赏）若。十一月（《合集》7415正）

“郍”地，为古国名，李零先生指出“舟”为郑桓公“东寄帑与贿”十邑之一。[7]《国语·郑语》韦昭注：“十邑，谓虢、郐、邬、蔽、补、舟、依、柔、历、华也。后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在今河南新郑是也”。有关“舟”的地望，从不少出土文字可以得到证明在河南新郑这一带。最早见于“舟人”是《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对“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的怨恨，又《史密簋》所记周王令“师俗史密”联合“会杞人、舟人”、“广伐东国”[8]；西周甲骨H11：46有“上”二字地名；战国时新郑属韩境，曾同时出土“邢丘”、“舟公”陶文和“舟百”方足布[9]。由此说明了“舟”古国与文献相合，应在新郑附近的可靠性。从“舟”成为“九邦叛之”成员，看出其自商以来和王室的历史渊源和附庸关系，在众多的小国中“舟”当时已经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

此外还有“于”国。《大雅·文王有声》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孟子·滕文公下》引〈泰誓〉曰：“我武维扬，侵于之疆”。“于”又作“邘”。《水经·沁水注》：“其水南流径邘城西，故邘国也，城南有邘台……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邘城，邘台是也’”陈梦家案：“此盂亦即《左传》隐公十一年周王取于郑、邬、刘、蒍、邘之田的邘，亦即定‘刘子伐盂’之盂，可证邘原作盂。”[10]“于”国，卜辞作“盂”，在今河南省沁阳县。是商王最重要的狩猎区域之一。晚期帝乙帝辛卜辞多见商王征伐“盂方”其首领“盂方伯炎”如：

（11）甲…隹王来征盂方伯炎…（《合集》36509）

（12）…多伯征盂方伯炎…（《合集》36511）

由此说明位于商邑附近的“盂方”在商末时与王室关系已经出现破裂，商王纠“多伯”诸侯共同讨伐“盂方”。这也是为什么楚簡所說“于”國参与“九邦叛之”的一个重要原因。《史记·殷本纪》说武王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这里指的东就应该包括“舟”、“于”等国。

“鹿”国，也是其中之一。据李零考证：“此‘鹿’即《左传》昭公十七年之‘甘鹿’，在今河南嵩县东北。疑简文之‘鹿’即《度邑》之‘鹿’。”卜辞有“甘”地名，疑指“甘鹿”。“鹿”在卜辞中假借为“麓”或“彔”义相当于田，如《屯南》762：“戍田又作戍彔；□田又作□彔”。“彔”往往附在某地组合成地名，因此说在商代“甘鹿”原义是“甘麓”很可能指的是“甘”地。如卜辞：

（13）贞王往于甘。（《合集》8001正）

（14）…入二，在甘。（《合集》13646反）

（15）…甘自…虎…（《合集》13716反）

（16）…卯卜…贞……在甘。（《合集》40016）

（17）癸丑，丁自甘…（《合集》21731）

（18）…用美于祖丁，甘京易（赐）…（《合集》36482）

由卜辞所示“甘”地，是商王经常出入于的田猎区，离沁阳不远。“甘”地与商王室的关系维持在臣服之中，从著名的“小臣墙”晚期卜辞可知被封的“甘京”地在高地，并且参与了商王对“危”、“美”、“而（须）”的西方征伐[11]。

“九邦”之中在地缘上与商接壤隶属的邦国还有“黎”，也是文王发迹之地。《尚书·西伯勘黎》的黎，在《尚书大传》和《周本纪》作耆，《殷本纪》作饥。《后汉书·郡国志》上党郡曰：“壶关有黎亭，故黎国”，李贤注云：“文王勘黎即此也”。黎在今山西长治市南壶关境内，卜辞作“利”：

（19）贞：二伐利（黎）。（《合集》7043）

（20）贞：三伐利（黎）。（《合集》7044）

（21）在利（黎）东。（《怀特》1350）

（22）于利邑。（《西甲》11：42）

“黎”国，地处北面猃狁、昆夷地带，和戎狄联盟、结亲，是占据西北方的邦侯，始终是商王“非我族类”的群体，长期是商王最主要的防犯敌人。大部分的卜辞显示“利（黎）”国，经常遭到商王一次又一次的征伐，这实际上是为周人灭商趁机扩展自己势力准备了条件，“黎”国便是“九邦叛之”中的诸国，当在情理之中。

“九邦”中的“宗”即“崇”国，在周人的灭商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多有文献记载，《大雅·文王有声》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史记·周本纪》曰：“伐邘，明年伐崇侯虎”。《正义》皇甫谧云：“崇国盖在丰镐之间”。楚简“崇”国，再一次证明顾颉刚、刘起��的看法，崇国并非皇甫谧以为在“丰镐之间”，文王伐崇与作丰邑，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此说可以得到澄清。其二人认为：“古无嵩字，以崇为之，故《说文》有崇无嵩。……可知崇就是后代的嵩，亦即现在河南登封附近嵩山一带……”。[12]西周甲骨有“虫伯”H11：22，有一些学者认为“虫”与“崇”音同假借[13]，有的主张：“‘崇伯’，当是商末周初之‘崇伯’，即崇侯虎”。[14]其地在嵩县西北附近，正是属于商王出入活动的田猎区域，距商王邑不远。卜辞中不见“崇”国，但从《史记·周本纪》所说文王每年相继征伐西土诸国的进军路线来看，“崇”国位置在邻近“甘鹿”比在晋南的说法似乎更合乎情理。[15]文王征伐率先是从西北犬戎、密须开始，逐步直驱往豫东、晋南黎国、邘国、崇国逼近，其地理方位由西北远至近中原地带，最后一个集中兵力拔掉崇国的据点，原因是已进入王畿的范围为灭商做了准备。

文王之所以最先征伐密须，战略上显然是从“密须氏”地处陕甘交界要冲，在泾渭之间，又是戎狄交往活动和冲突的重要的区域，六十、七十年代甘肃灵台县白草坡一带先后发现西周墓葬出土大量铜、玉器[16]。史书多有记载“密人”虽臣服周王，仍有“敢距大邦”之举，侵犯周邻“阮”、“共”小国。在武丁时期卜辞中也存有“密”人的遗迹，其字“宓”作“密”与西周甲骨相同：

（23）壬戌卜，令周宓（密）…若。《合集》4885

（24）…卜，令周宓（密）侑。七月《合集》4886

（25）秋王西克往宓（密）。《西甲》H11：136

（26）于宓（密）周。《西甲》H11：31

（27）王其往密山舁。《西甲》H11：80

由此可见“密”人在商末周初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面临北方地区的鬼方、猃狁的威胁，密须氏曾附属于商，助王室抗御北方戎狄入侵。从卜辞所示“周密”或“密周”可以看出密人在血缘上与姬周姜姓亲族的关系，同时又附属于周人的旄下，一旦诸国共同讨伐商纣王，毫无疑问“密须氏”应该是文王最可靠的“九邦叛之”嫡系。

结语

众所周知，周王灭商除了《尚书‧牧誓》所讲的联合八国部族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之外，从上博楚简《容成氏》的公布，现在还应包括“九邦”诸国，可以看作是文王的“友邦冢君”，因为从卜辞所示九邦之中，有的部族既与周在血缘上有亲情关系，同时有的部族在地缘上又经常遭到商王的征伐和压迫。最终文王联合“九邦”，是打着以宗族结构集团为主导的旗号，在共同反抗商王统治目标上同仇敌忾，达成了一股“西土君子”承运天命意识，以文王为首，先后争取到各个部族的拥戴，最先暴动从“九邦叛之”于商开始，在这段商周交替的复杂政治环境中，各种利益争相矛盾交错的情况下，一旦文王得天下之时，“九邦”却未必真正心悦归服于周王，楚简第47支曰：“七邦来服，丰、镐不服”中便已透露出了诸国不满倪端，而今天我们仅仅看到的《史记·周本纪》是文王灭商之前征伐密须、黎、邘、崇诸国，实际上殊不知他们最初也是曾经帮助过文王共同打天下的盟友，由楚简“九邦叛之”带出了的这段被封尘千年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