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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卜辞祭祀动词的语法结构及其语义结构】

〖作者〗郑继娥

〖学位授予单位〗四川大学

〖学位年度〗2004

〖中文关键词〗殷墟甲骨;祭祀动词;语法形式;语义关系

〖中文摘要〗殷墟甲骨卜辞是现存最早的成系统的汉字，是殷商晚期历史的记载，也是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可追溯的最早源头。通过了解祭祀卜辞中祭祀语言的情况，我们可以比较真实地把握当时社会的面貌。而要了解语言，从动词入手是最好的方法。甲骨文祭祀动词数量多，有自己独有的特点。通过分析祭祀动词及其相关的名词短语、介词短语、副词短语等成分，我们可以全面了解祭祀语言的特点，这不但对于研究殷商晚期语言的变化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了解西周金文、春秋战国古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汉语史研究的深化和延展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此外，还为研究商代晚期的祭祀制度、宗教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目前该课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未有学者对祭祀动词的结构和语义作全面、系统、定性、定量的论述。本文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考察祭祀卜辞中的祭祀动词，根据语法结构与语义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对祭祀动词从形式和语义上作了深入探讨。本文首先确定所要研究的祭祀动词的数量，根据语法形式和语义相结合的原则对祭祀动词作了分类。甲类动词能带原因宾语，却不能以牲名为受事宾语；乙类、丙类、丁类都不能带原因宾语，乙、丙两类都能带对象宾语。但乙类动词能以牲名为受事；丙类却不能；而丁类是根据位置相同、词相似的系联原则，只能出现在王宾卜辞中的动词，它不能带对象、牲名为宾语。接着，本文对祭祀动词的动宾结构作了以宾语数量为次序的分类研究。发现单个祭祀动词可以带一个宾语、两个宾语和三个宾语。动宾语义分别可以表示原因、对象、受事、工具、处所等。甲骨文卜辞与后世文献的不同点是，卜辞中非祭祀动词的双宾结构是延续到现在的“给予”式结构，而祭祀动词带双宾的语义却是：(为某事某人)(向祖先某)(用某牲)祭祀中的两项。而且，甲、乙、丙三类动词带宾语的能力不同，即使同一类动词带同一类宾语的能力也不同，所以出现了祭祀动词双宾结构、三宾结构的数量不平衡的现象。本文对其中的原因试着作了探讨。我们还对祭祀动词前的状语、祭祀动词后的补语作了分类分析。祭祀动词前的状语可以表示对象、原因、时间、处所和施事;补语只表示对象、时间和处所.对几个状语或补语成分同现时的语序，也进行了研究。一般来说，时间总是处在离动词较远的地方，而对象则离动词较近:原因则紧跟在动词后面。我们还从语义结构上分析了祭祀动词与其论元的关系。论元是指与动词发生语义关系的名词短语和介词短语等。我们主要分析了祭祀动词的原因、对象、牲品、时间、空间、施事六个论元。重在揭示其在卜辞中的表现形式和与其他论元的相对位置。在分析时，我们运用了考古学的成果和人类学调研结果来作佐证。除了对一个祭祀前后的名词短语、介词短语作分析外，我们还对祭祀卜辞中多谓语动词作了研究。多谓语动词的结构多样，而且语义也很复杂.我们仅对那些有确切标志词、或者动词词义比较明确的多谓语句，作了语义关系的分析。多谓语动词间可确定的关系为:并列、先后、兼语式此外我们还对王宾卜辞、卜旬中附祭祖先的卜辞、合祭先王的卜辞作了形式上的分析。王宾卜辞涉及的动词数量多，句式种类复杂，在出组和黄组上呈现出:一，‘明显不同的特点。总之，祭祀动词很有特点:(1)它们中只有甲类可以直接带原因宾语，不需要用什么介词引导;(2)动词所带的对象宾语为祖先名，不是一般的时人;(3)可直接带牲名宾语，但除了一乙类用牲动词，其他甲、丙两类动词理加上“用”;(4)祭祀的祭者很少出现，等等。臀须本文运用功能和语义学研究甲骨文语法，是初步的尝试。功能和语义学派强调从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研究语言结构，但由于甲骨文祭祀卜辞上下文的缺乏、卜辞语境信息的稀少、当时文化和社会等资料的不足，目前从语用方面对甲骨文语法以及甲骨文祭祀动词结构进行研究，还难以取得预期结果。今后，随着甲骨文数据库的完善，我们可以对不同类别的祭祀动词作更精确的统计、分析、整理;对动词的不同语义论元可作出更细致、更合理的定义和分类。

【甲骨文纳西东巴文会意字比较研究初探】

〖作者〗范常喜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师范大学

〖学位年度〗2004

〖中文摘要〗甲骨文和纳西东巴文同属古老的表意文字体系，将甲骨文和东巴文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两种文字本身的研究，而且对于探讨文字起源、构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丰富和发展比较文字学和普通文字学理论，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本文以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理论为指导，选取商代甲骨文和纳西东巴文会意字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在对两种古文字会意字进行深入描述和广泛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两种文字会意字从构件系统、兼声问题、造字理据等不同角度做了初步的比较研究。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绪论，说明选题的宗旨、价值、研究材料、指导思想和方法；介绍两种会意字及两种文字比较研究概况；给出会意字的定义，确定收字标准。第二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从构件系统、组合结构、所表词性、与所写词的关系、兼声问题、造字理据等几个角度对两种文字会意字进行了比较研究，归纳出两种会意字在几个方面的异同，并且着重分析了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第三章是结论和启示，在概括前文内容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出早期文字中会意字产生发展的一些共同规律和不同特点，得出全文的结论。

【殷墟卜辞中天象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作者〗方稚松

〖学位授予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学位年度〗2004

〖中文摘要〗本文主要從古文字學的角度對甲骨文中記載的天象記錄進行了整理和研究，内容共分為四章：第一章對甲骨文中的日月食記錄進行了證認。肯定了賓組卜辭中的五次月食記錄；否定了“三焰食日”說；對歷組中的“癸酉日月又食”、“日(月)又戠”卜辭也進行了探討，認為“癸酉日食”應是實錄，具有推算價值，“戠”字采用陳劍先生說法，指的是一種日月變化，但有些“日(月)又戠”可能就是指日(月)食。第二章首先對甲骨文中“(晶)(晶)”和“(曐)(星)”的用法進行了區別。認為在甲骨文中“(晶)(晶)”表示的是“星星”義，而“(曐)(星)”表示的是“晴”義。否定了一些學者將甲骨文中記錄天气晴朗的卜辭(即關於“(曐)”的卜辭)認為是天象中星宿記錄的觀點。其次對已著錄甲骨刻辭中有無彗星的記錄進行了考證，認為過去學者們所舉的有關彗星記錄的卜辭都是不可靠的，目前还並未發現卜辭中有明確的彗星記載。最後對甲骨文中有無歲星的記錄進行了辨別，對有些學者認定的歲星記錄卜辭提出了質疑。第三章是對甲骨文中有關二十八星宿的記錄進行了一番梳理，認為甲骨文中關於二十八星宿的記錄並非如有些學者所說的那麼樂觀，對他們所舉出的一些卜辭感覺在釋讀、文意、辭例方面都还有可商之處。卜辭中明确祭祀属于二十八星宿的只有大火(包括心)和斗。第四章是對由姚孝遂先生提出的“月比斗”卜辭進行了分析，我們認為卜辭内容應是對北斗的祭祀，與月犯斗無關。

【甲骨文时间范畴研究】

〖作者〗王娟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师范大学

〖学位年度〗2004

〖中文摘要〗甲骨文发现100多年来，有关甲骨文时间问题的论著有60多种，主要是从天文历法和文字考释两方面考察甲骨文中的记时。从语言方面研究时间问题，未见前人作过全面系统的论述。本文对甲骨文的时间范畴进行分析和归纳，探讨殷商时期人们是如何表达时间这一概念的。本文正文共有四章，分别是：一、甲骨文时间范畴概述，简要介绍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有关时间范畴的研究，总结了甲骨文时间的内涵。二、甲骨文时间词和时间短语的研究，详细地讨论了甲骨文时间词和时间短语的语义类别，并对甲骨文时间词、时间短语的语法和语用进行了分析。三、甲骨文时间副词研究，对甲骨文时间副词的使用特点做了说明。四、甲骨文时间词在后代的流变，讨论了甲骨文的时间表示在金文和简帛中是如何演变的。

【吴城文化研究】

〖作者〗彭印（石昆）

〖学位授予单位〗四川大学

〖中文关键词〗吴城文化;考古学研究;江西;商时期

〖学位年度〗2004

〖中文摘要〗近年来，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课题，因为日益丰富的考古新资料表明，长江流域是商时期又一个文明中心，吴城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也是商时期长江以南唯一的文明中心，因而吴城文化研究还可以深化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商时期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对中国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吴城文化是指商时期分布在赣江中、下游鄱阳湖以西的赣北、赣西北、赣中地区的一支地方青铜文化，既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色彩，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樟树吴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确立了江南商代考古的时代标尺，使得湮没三千余年的江西商代文明重见天日，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的发掘，则揭开了江西商代文明的新篇章。汉代以前的江西历史，古代文献中无直接记载，因而依靠考古发现来重构江西古史就显得极为必要了，吴城文化是江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对探索江西古代文明诞生的历史进程具有关键作用。但目前对吴城文化还缺乏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视角的不同，在分期与年代、文化内涵与类型及其文化性质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分歧，因此，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吴城文化进行整体考察，确立其年代序列，辩明其区、系、类型，归纳其文化特征，寻找这一地区文明进程的规律，就显得极为必要了。首先，本文以吴城文化30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考古学研究为基本方法，依据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理论，对已发现的200多处吴城文手匕遗址考古材料，从时、空两条线索进行细致的梳理，采用己公布的各个不同遗址的典型地层单位，选择典型的器物组合，对诸典型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文化内涵与类型及其文化性质作系统研究，在对高、豆、盆、折肩罐、折肩瓮、折肩尊、器盖、敲形器等8种典型陶器进行分型分式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陶器进行分群研究，归纳出各自特征，通过各种器物产生、发展、消长的习U变，寻找考古学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与规律，将原有的三期说完善为四期五段说，并划分出吴城类型与石灰山类型。其次，翻门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社会经济各个角度来复原吴城文化的图景。吴城文化是一支以经营农业为主业的商代文化，农业生产技术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水平，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颇有创造，发明了犁、来、耙、侄等一整套适合于南方水田稻作农业生产的青铜农具，并在当时率先普遍使用青铜农具，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家禽家畜饲养业提供了足够的粮食来源，使得家畜饲养业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吴城文化农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促进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分工和发展，有了陶瓷烧制业、青铜冶铸业、琢玉业、竹木加工业和纺织业等众多手工业门类，青铜开采、冶炼和铸退列业是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吴城先民在商代早期就发现、开采了赣北瑞昌铜岭的铜矿，发明了先进的铜矿开采、矿石冶炼技术;石范与陶范并用，用石范铸造工具和武器，用陶范铸造容器和乐器，在块范分铸工艺和铜蕊撑技术方面颇有创新，所铸青铜器，配方独待，工艺精湛，造型奇巧，纹饰瑰丽，足以与中原商王朝的同头护艺品媲美。陶瓷制逞剑上在新石器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器物种类、制作工艺、装饰艺术，还是烧造技术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两项引人注目的技术成就，其技术和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周边地区，给周边地区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产生影响，以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陶瓷制造业为代表的手工业为吴城文化的决速崛起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农业发展、手工业发达的基础上，商业贸易迅速繁荣。吴城文化先民凭借发达的内河航运系统，以舟代步，往来于赣江及其支流沿岸各村镇、墟集，使用青铜斧币，进行集市贸易。恻门还与周边诸考古学文化间保持着密切的边境贸易，输出铜块、硬陶和原始瓷器，输入当地稀缺的锡块、玉材等。最后，本文还利用相关考古材料，结合有关文献一记载，考定吴城文化的主要居民有本地的袅阳氏和夏代以来不断南迁的三苗以及夏末商初迫于商人追剿的夏人支系虎氏、戈氏，也门共同创造了吴城文化。吴城文化也建立起了巨大的都邑，出现了城乡分化，社会专业化分工发达，各阶层有了明显分化，有一整套以青铜礼器、玉礼器为核心，由上层贵族控制的宗教祭祀礼仪，具备了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步入了文明社会。吴城文化在其形成与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与周边诸考古学文化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文化本身是由于以铜为中心的贸易与中原殷商文化发生关系，在向商文化学习礼仪制度的基础上步入了文明社会。当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繁荣强大的吴城文化，在接受、融合外来文化的同时，作为当时唯一的产铜区和印纹硬陶、原始瓷暑剐尧造中心，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陶器折肩、圆底内凹的作风影响到东部的万年文化、马桥文化高祭台类型，东南部的黄土仑类型，南部的浮滨类型、石峡类型，西部的费家河文化（下略）。

【明堂制度研究——明堂制度的源流】

〖作者〗张一兵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年度〗2004

〖中文关键词〗明堂制度;礼制;源流

〖中文摘要〗明堂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但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及有关史料丧失过甚,因而一直没有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发展、变化的历史视角出发,选取了现有文献与考古发现中一部分最为基础、又大体上清楚可靠的相关史料,尽可能扼要地描述并初步解析了明堂制度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全过程,初步勾勒出明堂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重点叙述了明堂礼的施行与明堂形制的变化这样两条在明堂制度史上最为基础最为骨干的线索,揭示其渊源,展现其流变。并由此深入探讨了其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因,尽可能准确、简练地解答了诸如明堂制度的来源、明堂制度史各阶段的划分、明堂制度史各阶段的特征等关键问题,提出了“前礼制形态”、“前明堂形态”以及“准明堂形态”等重要的新命题。在史前社会有所谓“黄帝明堂”、“神农明堂”的传说,其中的天神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礼仪活动,经过多年的发展完善,成为明堂制度的基本要素。夏代以前是古史传说时代,夏代只有“世室”,殷商只有“重屋”,是明堂制度产生之前的初级、原始形态,是明堂制度的前身,称为“前明堂形态”,这一时期可以称为明堂制度的准备期。西周初年,“前明堂形态”终于演进为“明堂制度”,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的祭天配祖与负斧依朝诸侯的标准明堂礼的格局终于形成。我们称这一时期为明堂制度的初步形成期。西周至少有四种明堂形制流传了下来,先周明堂、宗周镐京明堂、周公在成周洛阳明堂、西周晚期明堂,大概都有各自不同的尺度与外观特征。东周是明堂制度的萧条期。战国是明堂制度的失落期。两汉是明堂制度的复兴期,还产生了丰富的有关明堂制度的理论著述。西汉武帝在泰山脚下建起了汶上明堂,此后有包括武帝在内的历任皇帝东巡来行明堂礼。平帝、王莽时期是明堂制度的转型期,王莽托古改制,在长安南郊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礼制建筑群,其中的明堂建筑有明确的尺度和形制描述。五十年代考古学家在西安大土门村发掘出一座礼制建筑遗址,学术界一般认为就是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所建的明堂或辟雍,我们认为还有可能是西汉太学遗址。东汉光武帝以后是明堂制度的繁荣期,明堂遗址虽然已经确认在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但破坏严重,又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目前只能对相关细节问题作初步推测。魏晋南北朝的明堂制度处于维持期。南朝自刘宋开始,就对明堂制度另创新规,创造了“殿屋十二间”等样式。北朝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包括了明堂制度,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发掘报告指出明堂、辟雍、灵台三位一体,在明堂建筑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唐代是明堂制度的再繁荣期,武后时明堂建筑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规模阔大,气势宏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而盛唐以后就只有不在明堂举行的“准明堂礼”了。宋代以后,明堂制度的发展进入了停滞期。徽宗开局兴工建造明堂,形制上基本上是复古主义的,而当时的明堂制度也内容更庞杂、仪式更讲究。明代的明堂制度进入了调整转型与衰败消亡期。明代初年虽然明堂制度的主要内容还存在,但是已经大幅度退化,至世宗为争正统改造大祀殿为泰享殿,所行圜丘祭天、方丘祭地、明堂祭天配祖之礼是“三礼合一”,只能称为“后明堂礼”,是它走向最后消亡的前奏。到清代泰享殿被更名为祈年殿,不再行祭天配祖之礼而改行祈谷礼,明堂制度的主体最终消亡,但是它的影子还保留在民族文化的历史中。明堂制度产生的原因是为了维护传统的人、神关系;最终消亡的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加强人间与神界联系的必要性逐渐消失,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潮流最终击败了儒家的理想主义。明堂制度的历史显示出两个基本特征:1、明堂制度的本质是维护人间与神界最为紧密的关系,所表现的意义则是君权神授。2、当人际关系需要进行重大调整时,往往被利用来构建新的人际关系。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扼要论述了明堂制度的渊源及流变,与明堂制度有关的问题还有一些,都有待于今后的工作。

【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

〖作者〗彭华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年度〗2004

〖中文摘要〗阴阳和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文化的骨架”，它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至大至深，是中国文化有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有鉴于此，故笔者以本论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本书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广泛结合传世资料和出土资料(“二重证据法”)，全面梳理阴阳和五行的历史发展进程，并综合考察了先秦诸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对先秦思想和学术的一次整理和总结。本论文共计六章，其内容次第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是一篇带有“引论”性质的文字。大致界定了本书研究的范围与时限，陈述了“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列举了在阴阳五行研究中可资利用的“资料与方法”，并做了相关“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在本章中，笔者明确提出：古中国的阴阳五行，实际上业已成为一大“公共思想资源”。第二章《阴阳的起源》和第三章《五行的起源》，主要是利用考古资料和传世资料详细总结和考察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内容包括“阴阳”和“五行”语群的含义以及它们起源的地域、时代和起点等问题。笔者认为，阴阳说和五行说并非外来之物，它们的起源地就在中国。阴阳观念产生于对自然的观察，“阴阳”一开始就是一组对立概念，“二分对比”的思想是阴阳观念的本义。商和西周时期，“阴阳”字眼虽然已经出现，但尚不具备形而上的抽象的意义。考察表明，直至商朝中后期，商人仍然没有明确的“五行”概念，但甲骨卜辞中已经蕴涵着后世“五行”观念的种子了。“五行”概念正式提出的时间，应当就在殷商末季。第四章《前诸子时代的阴阳五行》，主要是参照《国语》、《左传》、《战国策》、《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历史典籍，分别考察阴阳和五行在春秋末期以前(时间范围有时越出春秋)各自的发展情况，从而为考察诸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做一铺垫。从西周晚期开始，阴阳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阴阳观念而上升为阴阳概念，直至春秋末年形成阴阳范畴。春秋时期，“阴阳”已经分别和物质性的概念“气”结合在一起了，当时人已经认识到阴阳之间存在着“相克”关系，但又认为对立的阴阳可以趋于和谐，阴阳转化思想也正式提了出来。在老子和孔子手里，“阴阳”被提炼为一对高度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范畴。从春秋到战国的五百余年，是五行思想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学理上，古人对五行之间关系的认识日渐加深，五行“相杂”、“相生”、“相胜”、“无常胜”思想相继提出。在五行图式上，被配入图式的事物由简单而复杂，由自然而社会，直至成为无所不包的宇宙图式。第五、六章《诸子时代的阴阳五行》，是本书的两大主体部分。因为篇幅过大，故而将其割裂为两章，分别以“上”、“下”字眼标示。上篇着重考察的对象，是儒、道、墨三家；之所以将它们归入“上篇”，是因为它们均有理论的制度的系统的关怀，可以归为一类。约略而言，战国道家对阴阳思想贡献甚多，而儒家和墨家则大大地发展了五行思想。下篇着重考察的对象，是阴阳、名、法、纵横、农五家(以阴阳家开首)；之所以将它们归入“下篇”，是因为它们侧重于实用的技艺的具体的关怀(阴阳家是个例外，它兼有上述两类关怀，故以其开下篇之头)。除阴阳家外，其余四家多援引阴阳五行思想以为说理之助而已，对阴阳五行思想没有多少贡献。在“结语”部分，笔者对全书的主要内容做了概要式的总结和归纳，并在某些部分有所延续和扩展——如总论阴阳五行的三大走向，同时附论“中国思维模式”问题。

【禘祭考略】

〖作者〗潘小丽

〖学位授予单位〗武汉大学

〖学位年度〗2004

〖中文摘要〗禘祭，是盛行于殷周时期祭祀先公先王的一种大典。此祭对于宣示和巩固王室的合法地位，安抚臣民甚至耀威域外有着重要意义。所以，禘祭制度绵延数千年，在封建制度下的皇权世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此，儒家将禘祭视为治国之本，“故曰：禘尝之意大矣，治国之本也。”但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礼典残缺。而秦火一炬，典籍散失；后虽经汉家收集补缺，但不少文献原貌已不易见。汉儒治经，师弟相传，口耳相授，各家之解又或不同，所以争；后人又因其争，所以迷惑益多总结前人所说，禘祭之争主要集中在一下五点：1、“礼，不王不禘”；2、为四时祭之一；3、“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4、“终王之禘”；5、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要理解商周禘祭的实际情况，应利用新的材料，如甲骨文、金文。依甲骨文、金文所载，知殷商时的禘祭虽为祭祀大典，但祭主、祭祀对象、时间等皆无一定。西周禘祭在继承了殷商禘祭制度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将禘祭演变为专门祭祀先公先王的大典。脱离时代特征去谈寻禘祭之本，是不可取的。

【殷墟出土编铙的考察与研究】

〖作者〗刘新红

〖学位授予单位〗中央音乐学院

〖学位年度〗2004

〖中文关键词〗殷墟,铙,测音,音乐考古

〖中文摘要〗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从出土的乐器实物来看，盘庚迁殷后，随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音乐文化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编铙是出土的晚商遗物中，数量较多且保存最为完整的乐器。本文采用音乐学、声学、考古学等的研究方法，对殷墟地区科学发掘出的八套编铙进行了考察和研究。通过对出土了编铙的墓葬之发掘报告的详细分析与比较，认为殷商时期，编铙多掌握在享有军事权利的王室或高级奴隶主贵族的手中，是其军权、王权或礼制的象征。计算和分析了编铙正、侧鼓音之间的音程关系和“隔离度”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殷商时期的编铙是我国青铜编钟类乐器的鼻祖，最晚在殷墟文化第三期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铙两音”的萌芽。根据对各组编铙之中相邻两铙之间的音程和各铙正、侧鼓音间音程的分析可以发现：所出现的音程关系多为大、小三度，或是纯四、纯五度，表明殷人对音程协和的概念已经有了一定的体验和认识；另外每组编铙至少可构成三声音列，并可演奏宫、角、徵、羽四种调式的音阶骨干音。本文详细介绍了对八套编铙进行测音的情况，并对测音的结果进行了统计、归纳和分析。同时，对数据的来源，与之相关的背景资料，以及使用的测音仪器、测音方法等，都做了详尽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