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料研读班”第十期简讯

发表于2010年-5月-22日  4条评论 

撰稿:刘义峰

2010年4月30日,先秦史料研读班举行第十次活动,由宋镇豪主任主持,张翀助理研究员主讲,题目是《青铜豆综合研究》,先秦史研究室同仁及研究生参加活动并进行讨论。

张翀的演讲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介绍铜豆的概况;第二,回顾铜豆的研究历史;第三,探讨青铜豆器背后的礼制研究。

青铜豆器出现于商代晚期殷墟二三期,通行于西周时期。西周中期以后,周人的重食思想改变了商人的崇酒思想,食器的数量多于酒器。东周时期,特別是在中原地区,青铜豆器逐渐成为主要的食器之一。并且日益在青铜礼器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高级或中级贵族所采用。战国中期以后,在一些地区青铜豆被形制、功能相似的器物替代,如敦、盆、盒等,其发展势头日渐衰微。从器作传统上来看,陶质的豆类器,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于全国各个地区。

关于铜豆的研究历史,张翀从著录情况和研究情况综合考察。青铜豆型器的著录始于宋代,历代鼎彝金石之书均有收录,但数量不多。两宋时期《考古图》、《博古图》等书著录的铜豆仅九件,明代胡文焕《古器具名》所著录铜豆却是沿用宋代已著录过的周疑生豆、周刘公铺二器。清代所著录的铜豆数量增多,乾隆时期“四鉴”共著录33件豆,剔除仿器、伪器和他器,他认为“四鉴”著录铜豆约为21件或20件。上个世纪以来,《历代著录吉金目》、《商周彝器通考》、《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殷周青铜器综览》、《殷周金文集成》、《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彚编》、《夏商周青銅器研究》等书也各有收录。张翀将青铜豆研究分为三种情况:(1)豆器及其相关器种的分类研究,如高明高明《盬、簠考辨》、张懋镕《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等;(2)对与青铜豆相关的铭文研究,如唐兰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对相关铭文的考释;(3)对某件或某一批铜豆的研究,如何琳仪《楚陵三器考辨》、李先登《独具特色的战国兽纹青铜豆》等。通过回顾铜豆的研究历史,可知青铜豆类器收录较早,但专对于青铜豆的综合性研究不多。

张翀认为,青铜器分型定式只是手段并非目的,最终要通过这种考古类型学的途径探求其背后的礼制及其历史文化。青铜器来源于史前陶泥制作的相同器型,甚至商周时期青铜器也有相当部分为日常实用所制。商代青铜器的主要功能是祭祀中的道具,而西周青铜器主要是标示身份等级,其礼器功能体现在祭祀以外的各项活动之中。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器用及使用场合均存在某种礼法规定。他从考古发现进一步论证,商周青铜豆虽然不多,但所出土的墓葬规格都相对较高,文献记载也可佐证铜豆使用等级之高。青铜器的使用数量,文献有“八豆”、“六豆”、“四豆”等说法,部分可与考古发现印证,但最为常见的却是两件铜豆同出。因此,文献与考古的两重证据并非是简单的照搬硬套,而是合理的借鉴,适当的参照。考古资料所呈现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如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在同一墓葬内完成豆八、豆四、豆二不同豆之组合。

宋镇豪研究员对于报告内容予以肯定,并对豆的功能、起源和礼制作用加以说明。他指出,豆形器起源早,陶器中有白陶,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北方和南方同时出现。关于豆分贵贱,商代墓葬中普通人带豆的现象有很多。商代豆与酒文化相结合,很多放两种东西,一种牛腿,一种羊腿,跟酒文化有关系。豆在早期是重酒的表现,而不是重食的表现,春秋战国发生转化,成为重食的表现。

下田诚博士提出:“春秋后期豆增加,反映了社会变化和思想变化,当时为什么愿意选择青铜豆?”张翀认为,春秋时期豆数量上升,贵族以此来代替盨和簠,是因为新兴贵族并没有上升到用簋这种大器的程度。从功能上来讲,豆可一器两用,豆的盖比较深,实用功能更好。

王泽文副研究员认为豆的质地、用途特殊,早期可与漆器、木器综合讨论。

刘源研究员对于豆的命名,古书与考古发现的对应情况,发表观点。

徐义华副研究员就对假腹豆在时间和空间的规律问题,引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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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 条评论 | 现在就去评论


  • 雖然是簡訊,但劉義峰博士介紹得很清楚詳細,給俺掃盲了。謝謝,謝謝。


  • 感谢义峰的报道。作为简讯已经算是详细了。
    古书中的笾,是豆一类的器物,为何不见于考古发现豆类器的自名?由此看,先秦古书中礼器名称系统与考古学三代礼器命名体系有对比研究的必要。


  • 豆类器自名为豆的似乎有,但是不多,一般称之为“铺”,是古书上的“盙”,《周礼》上称:“籩豆盙簋”,这三种器物似乎有亲缘关系。而今称之为“盙”的器物应当是“瑚”,即是《论语》上的“瑚翴”。
    这里好像把不同的两种豆类器(可能一种跟本不是豆)混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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