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澐《商史三題》自序

发表于2018年-6月-23日  0条评论 

自 序

2016年下半年,為應黃進興所長2015年之邀。參加2016年的傅斯年講座,我總結自己在商史方面的研究,寫了這三篇講稿。傅先生是我非常敬仰的學者,1928年他應蔡元培先生之邀請,入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頭一件大事就是開始了舉世聞名的殷墟發掘,甲骨文和商代宮殿、王陵的科學發掘,使商代成為真實的歷史,也使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為世界聞名的研究機構。因此,我認為選擇「商史三題」作為紀念傅孟真先生的演講題目,是很適當的。

機遇巧合,2016年12月20日我在臺北開始傅斯年講座第一講,正值傅先生1950年在省議會為臺灣大學辦學事宜慷慨陳詞,情緒激昂而倒在講臺上的日子。這位為中國的學術事業和教育事業獻出了畢生心血、以身殉職的偉大學者,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研究三代歷史,傳世文獻、考古出土文獻和其他實物資料三者都不可偏廢。考古遺存固然有其客觀性,但只是「殘跡」,還因為發掘規模和水準的局限,並不能發現全部「殘跡」,甚至在發掘過程中還會造成人為的破壞。而且已經發現的遺存也只是「啞」的歷史見證,他們究竟反映什麼歷史真相,是由今天整理、檢測和研究它們的人代它們來說的,不同人說的還往往不一致。傳世或出土的文獻,是古代的寫者在「說」,而這種「說」有很多是遺存根本不能反映的。所以我們只要弄清楚了文獻寫成的實際年代,即使是後代追述前代的文獻,也不失其史料價值。當然,由於寫者本身的局限性,在是否反映歷史真實性上是可以作種種分析的。何況同一文本,不同的讀者可以在認字和釋義方面有不同的理解,這種「說」又會有很多的歧義。因此,同樣主張研究時三種史料不可偏廢的研究者,都會覺得還會需要像傅孟真先生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不過,研究上古史畢竟和研究近現代史不同,無論考古發達到什麼地步,史料比起近現代史來總是很貧乏的。因此,要構成古代社會的較完整的圖景時,不能不借助一定的「模式」,或者即稱之為理論。比如我在商史三題中便是用現在流行的國家形成理論作為一種「模式」。當然,「方國聯盟」和「都鄙群」這樣的理論也可以說是我的有一定特色的「理論」。要不然,也不可能勾畫出較完整的商代社會圖景。現在我把它寫出來,目的是希望引起討論,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臺灣,凡是關心中華文化傳統,關心中國歷史的人,望能暢所欲言,從各個層面,各個角度,提出不同的見解。讓我們共同來完善我們對中國最早期歷史的認識吧。

本文還希望國際友人也能參加討論,因此寫了比較詳細的提要。由吳昀融先生、駱珍伊女士譯為英文,特此致謝。

本文定稿和校對過程中,蔡淑貞、廖彩惠、駱珍伊、蔡佩玲女士都出了力,廖彩惠女士出力尤多,一併致謝。

2017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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