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烺先生研究金文的成绩很多，本文主要根据他已公开发表的论文谈一些笔者的学习心得。据《张政烺文史论集》，张先生自1939年发表《卲王之諻鼎及簋铭考证》以来，共撰写考释金文方面的论文18篇，此外其他文章如《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中国考古学史讲义》等篇也有专门讨论金文材料及金石学史的部分。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先生研治金文的目的、方法和贡献，但还不是他在这一领域中所取得的全部成绩。这些文章有相当一部分发表于文革之后，主要是应考释新出土材料的现实需要而作的，未能完全展示出张先生在金文研究方面的精深造诣。另一方面，张先生自己计划要做的西周铜器断代和西周历法研究，虽已将诸多重要铜器排出时间顺序，历法也着手清理，却未能著文成篇，故他在此类专题上提出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及最后的结论，本文都无法涉及。

金文是铸造、铭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其时代自商以降，历西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随着时代变迁，文字、格式与内容都有很大的变化。张政烺先生对各个时代、不同格式的金文都有全面细致的研究。仅从公开发表的文章来看，殷金文方面，他讨论过其卣；西周金文方面，他讨论过利簋、王臣簋、夨王簋、胡簋、何尊、哀成叔鼎、伯唐父鼎和孟员甗；春秋金文方面，他讨论过卲王之諻鼎及簋、庚壶、秦公钟及簋；战国金文方面，他讨论过中山王鼎及壶、中山胤嗣壶；秦金文方面，他讨论过秦上郡戈铭；汉金文方面，他讨论过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铜壶。此外，他还专对周初青铜器铭文中易卦做了揭示和考察。如上所述，在张先生全部金文研究工作中，这些论著不过是冰山一角。

张先生考释金文，注重偏旁分析，细致辨析形、音、义，尤擅长从文字发展演变的规律入手揭示文字的形旁、声旁演变、增加、简化的情况，参考字书，联系甲骨文、碑刻玺印文字、简牍帛书文字、盟书文字等其他古文字字形，从而正确地考释、训读出金文。他的此种方法在中山三器的考证中表现得较为充分。中山王鼎铭469字、中山王壶铭450字、中山胤嗣壶铭204字，皆长铭，记载中山国司马喜伐燕、中山国尊崇周天子奉行周礼等史事，极为重要，但其文字或过于简化，或随着时代发展创造出新字，偏旁繁多，考释的难度很大。张先生以声旁改变原则释为灋，以声旁省略原则释車为載，以义近形旁通用原则释为纯、释为信，以字形简化原则释为（遭）、释为（皆），以形旁讹变原则释为故、释为诛、释为救，以字形讹变原则释夋为允、释为蒐，以形声字造字原则读为數，都极有创见，令人信服。张先生金石学及古文字学功力深厚，在考释中山三器时，能广泛征引各种古文字字形来说明自己的看法，使读者受益良多。如他论宗、宔（主）二字之别时，分别援引殷墟后冈戍嗣子鼎铭中的“宔”、三体石经《尚书·无逸》“宗”及《多方》“宔”、《古文四声韵》古《孝经》“宗”及古《老子》“宔”等材料；又如他举秦故道残诏版为证论为之简化，当读为皆；据《说文》“遠”古文及魏三体石经《尚书·君奭》“遠”字推断为原之异体，可读为愿。此外，张先生在考释金文时，极其细心严谨，这也是他屡有创获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在中山王鼎铭中，有一个从二“立”的字，学者一般释“竝”。张先生经过仔细观察，此字虽从二立，但一大一小，一上一下，考虑到《说文》“暜（替），废也。一偏下也。从竝，日声”符合此字特征，且甲骨文中也有此字，相关卜辞曰“其暜御”、“其引御”，恰与《诗经·小雅·楚茨》“子子孙孙，勿替引之”相印证，遂认为鼎铭中此字当是“替”之异构。凡此种种，都为后学提供了学术研究的良好典范。

张先生考释金文并不仅仅满足于写出释文，而是特别注重训诂字词，通读全文。可以说，他对金文材料中每一字的考释训读，都是在推敲整篇金文文义之后，乃至在带到其他相关金文材料中皆做到文从字顺之后，才加以确定的。故张先生对金文字词的训诂也决非孤立地局限在某一篇金文材料篇幅之内完成，而往往是在全面审察同时代相关古文字与文献材料之后，将金文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研究。如在考释卲王之諻鼎及簋铭时，张先生为验证读諻为兄之说是否正确，检视同时期具有相同句法之各国青铜器铭文二十余条，皆作器者自述徽德，或为夸耀出身自重，或为光显其亲，证得卲王之諻鼎及簋绝非史有贤名的昭王之兄子西、子期之祭器或自作器，否定了读諻为兄的说法。并据《方言》六“南楚瀑洭之间母谓之媓”、《广雅·释亲》“媓，母也”读諻为媓而训为母。再从昭王之母何以堪受此称呼之角度考述伯嬴事迹，将短短七言的卲王之諻鼎及簋铭考释得殆无剩义。

由是可知，张先生对金文中字词的训诂，并非一种简单的字面解释，而是结合当时的历史事件、政治制度、名物风俗加以阐释，在向读者清晰说明金文材料内涵的同时，做了大量考史的工作。现举他所作《庚壶释文》为例。庚壶铭中庚自称“殷王之孙，右师之子”，文义看似明白，或以为毋需深论。张先生却征引涉及“殷王之孙”的金文、《诗》及有关宋“右师”职官的《左传》材料详加阐述，指出庚盖宋之公族仕于齐者，或即在华元之前任右师的公子成奔至齐国所生之子。将春秋时宋国公族的尊崇殷王烈祖风气、庚之出身说解得十分清楚。他又从庚壶铭文中“（齐）公曰：甬（勇）甬（勇）”谈到齐侯鼓励人民尚武，《左传》载齐“庄公为勇爵”，即以勇号称战士。再如壶铭“其王乘牡舆”中的王，张先生征引《史记》、《左传》材料，说明不是周王，也非燕王，很可能是势力强大，又常与齐、燕摩擦的山戎之君，庚夸大其辞，欲以借此自重。以上论述，多是一般学者易于忽视，又不能解释清楚之处。张先生研究金文的过程中，在类似这样的细微处还做出过许多重要的考证，很能反映他注重将金文考释放在历史研究中进行，让金文与文献材料相互发明的治学思路。

张先生考释古文字，是为了有助于历史研究。他治金文显然也怀抱着这个目的。面对一些看似简短的金文材料，别人可能觉着无文章可做，他却能旁征博引，结合着历史文献展开论述，道出产生这些材料的历史背景，不能不让人叹服。如卲王之諻鼎及簋铭皆不过区区七个字，分别为“卲王之諻之载鼎”、“卲王之諻之荐簋”，而张先生既考定卲王之諻当为昭王之母后，理清《春秋》三传经说，彰显伯嬴事迹，谓“凡一时吴楚间无数之儿女英雄烈迹载见史册可歌可泣者，几无不由此一妇人启之，其影响于列国之兴亡盛衰者亦大矣”，真可使读者对卲王之諻鼎及簋、伯嬴事迹及当时列国历史产生一崭新认识。再如秦公钟及簋铭云“十又二公不坠在上”、“十又二公在帝之坏”，自宋代以来学者论及十又二公都坐实其人，而张先生则另辟蹊径，提出十二是法天之数，与《春秋》公取十二用意相同，并将《春秋》张三世、存三统、异外内三科之义与秦公钟、簋铭文对照，推测秦始受天命的先祖是襄公，春秋时秋秦国已存在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问题。这一研究将金文研究与思想史打通，当然比简单地落实十又二公更能充分揭示秦公钟、簋铭文字里得间隐藏的历史背景与思潮，立论的起点之高与视野之广都是很值得后学仿效的。

张先生古器物与考古学的知识十分丰富，也很重视各地的考古工作及发现的材料，这对他的金文研究也是很有帮助的。如张先生考释王臣簋铭文，即重在利用考古材料解释其中提到的名物制度。他引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水陆攻战纹监与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镶嵌宴乐水陆攻战纹壶图案来说明“鸾（或銮）旗五日”是装饰成鸾鸟的大旗上画着五个圆日，引濬县辛村卫墓角质戈柲枝、山彪镇出土铜来说明“戈琱戛厚必彤沙”中的戛是戈柲上的枝。王臣簋铭文本来平实，但其中提到的周王赏赐王臣的器物却不易说明白，张先生结合考古材料做出的这么一番形象的解释，相信会有助于学者理解其他金文中相关的名物制度。再如他考释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铜壶，写就一文后并不满意，又据铜壶甲器盖盖钮（足）、盖中的盘龙纹饰、壶身铺首细心确定壶盖方位及壶身摆法，将盖铭、劲铭、肩铭、腹铭重新句读解释，定出全铭最好的语序。如果没有他在古器物学上渊博知识，就可能不会做出这种精益求益的学术探索。

张先生自道对研究古文字学产生兴趣，是看到古文字材料能解决古书中问题，故他在研究金文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解答历史文献中的问题。如张先生考释卲王之諻鼎及簋铭时，即指出鲁惠公名多异称，《史记》《世家》作“弗湟”、《集解》引徐广说《年表》作“弗生”、《索隐》引《系本》作“弗皇”、引《年表》作“弗生”，乃由于諻字所从的“皇”之变体近于“生”字。又如中山国事迹史载阙如，张先生遂极称中山三器的史料价值，对其铭详加考释训诂，揭示出中山国伐燕、尊崇周天子、奉行周礼、申《诗》《书》之教等史实，更推断中山乃周同姓之国，破除了古书或言中山为白狄别种的说法。

张先生研究金文，是他治古文字学的一方面。除金文之外，他还精通甲骨文、简牍文字、石鼓文、历代碑刻文字，故他能将吉金文字放在文字纵向发展的规迹中，遵循文字演进变化的规律，做出正确的考释。同时，在利用金文材料讨论历史问题时，他也能将它们与甲骨文、简牍等古文字材料相联系，做全面历时性的研究。正惟此，张先生能搞清楚商周史上许多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正确地揭示出金文材料背后的历史现象。如张先生综合运用甲骨文、金文、文献、民族志材料深入考察了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认为古代中国本质上还是氏族社会，存在着百人的氏族，百族的部族。他指出克鼎铭文称颂先祖师华父“惠于万民”中的“万民”即百姓，亦即百族。百姓在金文中写作“百生”。善鼎“余其用格我宗子及百生朋友”、沇儿钟“用盘饮酒，用会百生”说的都是作器宴请百姓。张先生还从甲骨文、殷金文、西周金文中找出“先”族和臣辰诸器来说明氏族组织在商周时代的变化，他主张甲骨文中人、地、族名三者合一，因“先”既是卜人名，又是地名，故推知是族名。这个“先”在殷墟铜器铭文中常见，直至西周早期记载成王“礼百生豚”的臣辰父癸卣及相关诸器上，还署有“先”这个族徽和双册形，可见先族在商代作史官，周初又任作册，虽经周人迁移，职业未改，氏族组织和礼俗依旧保存，被编入十进制氏族组织之中成为“百姓”。这样一环套一环地，从甲骨文、殷金文论到周初金文，就把臣辰、先族百姓的身份说明白，并通过这一例使读者更能搞清楚商周社会组织的特点与发展的情况。张先生此种将甲骨文、金文考释与历史纵向研究紧密结合的做法，很能反映他在古文字学上的功力与历史学上的洞察力，应是我们从事先秦史研究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也能看到，张先生的金文研究除了服务于解读新材料的任务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为着澄清历史研究中的误解与解决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疑难问题。他对夨王簋盖铭的研究即是为了纠正王国维氏古诸侯称王说。王氏在学术界负有盛名，他的一些不妥当的说法影响较大，易被学者盲从，古诸侯称王说即其中之一。张先生指出夨王簋盖铭“夨王作郑姜尊簋”中“郑姜”当是夨王之女嫁于郑国者，夨王当为姜姓。夨出于羌，称王是其旧俗，非僭王号。由此一一考察周金文中称王者皆与周异姓，从而指出周时称王皆非周室封建之诸侯。此一研究对认识古代民族关系与政治制度史有重要贡献。（笔者在此说句题外话，王氏实立足于巨人肩头，方取得伟大的成绩，但这一事实已被他的光环掩盖。如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实是对清季至民国初年以来学术方向的总结，后学往往认为是他的发明。在王氏之前学者在出土材料及传世文献的综合研究方面已有许多很好的学术实践，如王氏评价甚低的孙诒让《契文举例》一书即处处拿古书所载的文物制度比附解释殷墟卜辞，虽屡有错误，但学术之方向已然十分明确。更何况孙氏在筚路褴缕之际还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如据《周礼》论殷人之神鬼可分为天神、地祇、人鬼三类等，现仍为治契者袭用，惜众人多已不谈此说为孙氏首倡。我们今天回头再看清末民初的学术史，似应将王国维与其他学者都放在平等的位置，作纯粹学术意义的评判。）这里还应特别提到张先生为研究秦汉刑徒奴隶制而进行的对秦上郡戈铭中刑徒奴隶鬼薪、城旦、隶臣及相关奴隶制的研究。此一研究与他对汉刑徒砖志的考察一样，都是为了搞清秦汉社会性质而作的实证研究，遂开以上郡戈铭与刑徒砖志研究秦汉刑法及社会形态之先河。

此外，笔者还想简单谈谈张先生对周初青铜器铭文中易卦的揭示、考察及解释。若要介绍张先生金文研究，是不可忽略这一贡献的。但这一成果又实是张先生考述出土文献中所见古代中国易卦工作的一部分，对此学者们都稔熟，笔者毋庸辞费，只想强调一点：关于青铜器铭文上为何会出现卦的问题，张先生仍是从史学的角度给予完满解释的。他认为周初作邑需占卦，故用卦称呼新邑，而且这种用数字组成的卦不仅是邑名，也已是氏名，是以邑为氏。这又一次说明张先生的金文研究已超越了文字考释训诂的范围，与历史文献学、历史学研究融为一体了。

写到这里，似应停笔了，但笔者仍觉得未言及张政烺先生金文研究之堂奥，以上所述亦是挂一漏万。张先生的金文研究是他古文字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与他甲骨文、碑刻玺印、简牍帛书、陶文砖志、盟书等其他古文字的研究水乳交融、密切联系的，本不应强为割裂也，笔者勉强述之，若读者能从中了解到张先生古文字研究方法、旨趣之一二，实为笔者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