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殷都学刊》1999年第2期

四、甲骨学研究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

甲骨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甲骨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加强，也促进了中国和外国学者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

早年流散到国外的甲骨文，过去曾不断以摹本或照片刊出。近年来，不少甲骨经墨拓出版。日本各家所藏甲骨，基本都已分别著录在贝塚茂树的《京人》（1959年），松尹丸道雄的《东大》（1983年）、伊藤道治的《天理》（1987年）及荒木日吕子《中岛玉振旧藏甲骨》（1996年）等书中；英国各家所藏甲骨，著录在李学勤等人编纂的《英藏》（1985年）书中；美国各家所藏甲骨，由周鸿翔墨拓出版了《美藏》（1976年）；加拿大所藏甲骨，由许进雄编为《安明》（1972年）、《明后》（1972年）、《怀特》（1979年）等书出版；法国各地所藏甲骨，雷焕章博士墨拓编为《法藏》（1985年）出版。而其所编《德、荷、瑞、比所见一些甲骨录》，也于1997年出版；而前苏联所藏甲骨，胡厚宣以摹本收入《苏、德、美、日》（1988年）一书出版。可以说，流散世界各地的甲骨，都以拓本（个别以摹本）形式结集出版了，为甲骨学研究增加一批重要内容精确的新材料。

应该指出的是，近年国外出版的甲骨著录，或将拓本、照相（包括一骨的正、反）编在一起出版，如《东大》、《天理》等。或将放大照相与摹本（包括一骨正、反）编为一起出版，如《法藏》。这就向甲骨学宗师董作宾所倡导的编辑拓本、摹本、照相“三位一体”的著录前进了一大步（注：董作宾：《殷墟文字编摹写本示例》，《中国文字》第1期，1960年.）。

很多外国学者，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甲骨学商史研究论文和出版了内容翔实的专著。其中为我们所熟知的著作，日本贝塚茂树主编的《古代殷帝国》等，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殷墟卜辞综类》等，白川静《甲骨文集》、《甲骨金文学论丛》、《甲骨文之世界》等，池田末利的《殷墟书契后篇释文稿》、《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制度与思想）等，伊藤道治《古代殷王朝》、《中国古代王朝之形成》、《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等，赤塚忠《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文化》等，玉田继雄编纂了《甲骨关系文献序跋集成》等，松丸道雄和高岛谦一出版了《甲骨文字字释综览》（1993年）等；加拿大许进雄出版了《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研究》等；美国D·V·凯特利（吉德炜）出版了《商代史料》等，周鸿翔出版了《商殷帝王本纪》等。据周教授告之，他全面论述甲骨文契刻（包括伪刻及仿刻）的大著即将出版；韩国群尹乃铉出版了《商王朝研究——甲骨文的应用》、《商周史》等。国外学者的大量著作和论文，为甲骨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国内不少刊物，也发表了外国学者的论文或译文，或对有关国家的研究情况进行介绍。关于韩国学术界的研究情况，中国学者最早就是通过郑麒来《南朝鲜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得知的。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方法，值得我们中国同行参考和借鉴。1996年，韩国学者还在汉城召开了“甲骨文国际学术讨论会”，并有中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学者出席。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反映了韩国甲骨学研究正在兴起。

与此同时，外国学者对中国甲骨学商史学界的研究也颇为关心和注意。每有新的发现，国外都及时予以报导。不少中国学者的著作，被译为外文出版或发表书评。孟世凯的《殷墟甲骨文简述》已在日本翻译出版，陈全方《陕西岐山风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也被译为日文刊于《古史春秋》第一辑（朋友书店，1984年）。日本《东方》杂志（52期，1985年7月）发表了全面介绍西周甲骨发现和研究的文章。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一书，《东洋学报》（71卷第3、4号，1970年3月）发表有池田末利长篇书评。美国《古代中国》（EarlyChina11—12）发表夏含夷对《西周甲骨探论》的书评，和李学勤、凯特利、王宇信、范毓周等关于西周甲骨讨论的文章。法国《亚洲日志》也发表长篇评论《探论》的文章；此外，近年国外学术界对卜辞是否问句提出了质疑，并引起较大反映。裘锡圭也赞成应是“叙述句”的意见，率先在《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一文。与裘教授等看法针锋相对，王宇信发表了《申论殷墟卜辞的命辞为问句》（《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陈炜湛发表《论殷墟卜辞命辞的性质》（《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展开讨论，美国夏含夷专门组织李学勤、裘锡圭、王宇信、范毓周等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古代中国》展开笔谈讨论。此外，《哈佛大学亚洲杂志》（42卷1期）也发过凯特利评介《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的文章。

不仅如此，各国学者间切磋交流学术的机会也更为增多。《英国所藏甲骨录》，就是中国和英国学者合作的成果。而《合集释文》输入电脑，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于1996年7月开始进行，并于1999年完成；一些关于古文字研究的会议如1979年广州、1980年成都、1981年太原、1988年长春召开的古文字年会都有来自日、欧、美各国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参加。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组织了多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了一批反映当前研究水平的文集，诸如1987年安阳会议论文出版了《殷墟博物苑苑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989年安阳甲骨文发现90周年论文，已集中在《中原文物》（90.3）、《史学月刊》（90.4）《殷都学刊》（90.2）上专辑刊出。1991年洛阳夏商文明研讨会论文，已编成《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993年南昌会议论文，集中发表在《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和第2期专号上。而1995年北京会议的论文，已于1996年正式出版了专辑，1997年山东桓台会议论文集和1998年的河北邢台会议论文集，也将于1999年正式出版。随着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的到来，台湾已经在1998年5月召开了“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注：杨升南：《“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台湾师大和史语所召开》，《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8期.）。而在1999年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的时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等单位发起的一次高规格、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正在认真筹备中。“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定会把甲骨学研究推向新世纪的水平。

山川异域，同研甲骨。不同国籍、不同语言的学者，甲骨文成了共同的文字。学者间的争论和评价，交流和切磋，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深入。

五、甲骨学研究的展望与思考

虽然近百年来甲骨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有不少课题需要我们在新时期完成。《合集》等大型著录书和一些大型工具书的完成，不仅为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使不少学者从繁琐的资料工作中解脱出来，从而有可能集中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中去。

为了适应多学科学者发掘中国古代优秀文明遗产的需要，在大型著录书的释文、考释的基础上，还应对甲骨文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编纂诸如有关农业、畜牧业、田猎、战争、祭祀、天文历法、方国、人物等方面的类典和事典。饶宗颐《殷商贞卜人物通考》（1959年）就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彭邦炯《商代农业资料选集考辨与研究》（连载于《农业考古》1988年2期——1994年3期并在1998年由吉林文史出版出版）。杨升南《甲骨文法律文献译注》（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就是后继之作。

甲骨学方面的一些问题，诸如“历组”卜辞、“两系”说以及还有更完善的方案可取代董氏《断代例》否？自组及午组到底为第一期的哪一阶段、有否帝辛卜辞及什么是帝辛卜辞等，还需我们继续探索。

在文字考释方面，虽然近百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全部甲骨文5千个单字中，目前仅释出无争议的1千多个。因此，今后在这方面还需花更多的力量去突破难点。几次出现“破译全部甲骨文字”的有轰动效益的种种“新”方法，在“轰动”过后，并没有使真正的文字考释工作有所前进。

西周甲骨学研究有很大进展，但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和更多出土材料的证明（注：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第五篇.）。

甲骨文是商史研究的基础，学者们结合考古学、民族学材料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多有创见的成果。在研究较为薄弱的商代军制、官制、家族形态、传说时代、方国地理、社会生活等方面，近年出版的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1959年）、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1987年）、彭邦炯《商史探微》（1987年）、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1990年）、杨升南《商朝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史》，1992年）、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1991年）和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1994年）、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1998年）等著作，使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加强。但与多年投入力量较多的政治、经济史研究相比，显然上述诸方面还需投入较多的力量。就是从前投入力量较多的一些方面，也还需要不囿旧说，重新加以全面探讨，杨升南1992年出版的52万字《商代经济史》和彭邦炯1997年出版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等就颇引人注意。宋镇豪1994年出版了《夏商社会生活史》，从而使商代历史的研究拓宽到社会生活的研究方面。因此，从多方位、多角度对商史进行研究，在新的一百年撰写出一部大型的科学性强的殷商史专著，是我们甲骨学商史界的重要课题。老一辈学者声声呼唤的一部大型《殷商史》，新的一百年里应是面世的时候了！

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使甲骨学研究产生了一次飞跃。而把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引入甲骨学领域，必将使甲骨学商史研究发生全新的变化。虽然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甲骨取得了一定成功，但远不适应甲骨学商史研究手段现代化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把《合集释文》输入电脑数据库的工程基本结束，将对甲骨学科研手段现代化产生重大影响。在甲骨学研究的哪些领域可以引进现代化技术，又如何引入？是值得我们放在甲骨学发展的战略地位，群策群力加以认真探索的。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我们提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成功经验与范例。此外，我们中国学者也希望与世界各国有志于此的学者合作，开发这一新的领域！

任重而道远。我们今天有了较为齐备的甲骨文资料，有前辈学者留下的宝贵学术遗产和值得借鉴的治学经验。我们相信，在新的一百年里，通过学者们创造性的探索和坚韧不拔的努力，一定会再创甲骨学研究的新辉煌！

1999－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