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8-1963年在北大读考古专业的，没有赶上听张政烺先生讲中国考古学史。那时总认为，尽管我国有上千年金石学传统，但近代考古学走的却完全是一条崭新的西方之路。后来，我有幸成为第一批分配到史学研究单位的考古专业毕业生，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关注中国考古学。40年后，当考古学界出现对学科的反思时，《中国考古学讲义》又将我带回先生的课堂，引入一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境界。

该书分为三个单元：宋以前的重要考古发现与考古学、宋代的考古学和金石学、元明两代的金石学。循着张先生的思路，我打开了一本本的古籍，一条条地阅读了该书引文的原文、查阅了相关资料。阅读使我深深感受到先生的博学，这些文献不少是我过去没有读过的。我是借助了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借助先生提示的关键词，轻击鼠标，进入四库全书，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大量阅读；而半个世纪以前先生写讲义时，只能靠手抄书卷的积累，使人不能不惊叹先生为学水滴石穿的勤奋。该书讲考古学史首先从古迹古物引起历史学家重视讲起，这不仅是我国金石考古的起点，出土文献、文物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更是我们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要了解中国考古学的“根”，首先要追寻考古学研究对象———古代的遗迹、遗物在我国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大量记载说明，早在商周时前人留下的铜器玉器已经成为搜求的宝物。姚际恒《好古堂书画记》据《礼记·中庸》“宗器”朱熹注，推断“则文王以上，历世有宝藏重器可知”。《尚书序》说武王灭商，取得商王朝的宗庙重器，“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商汤灭夏，“遂伐三嵕，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将掠获的祭器礼器作为国之常宝的习俗，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西周时采取分封诸侯的统治方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受明器于王室。春秋，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到“大夫世权，陪臣执命”，因而不仅有楚、秦、齐等诸侯问鼎、求鼎于天子的故事，诸侯之间、诸侯大夫之间赐与、夺取与赠送宗彝宝器的事更层出不穷，宋以郜大鼎赂鲁；鲁以吴寿梦鼎贿荀偃；郑以襄钟赂晋；徐以甲父之鼎赂齐等等，加速了被珍藏重器的流转。战国时，发冢之风成一时之盛，《吕氏春秋》载：盗掘者“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反映了为财宝而发冢者的出现。古代文物出土多了，能够接触、审视古物者的面也扩大了，如今，在汉墓中已不止一次发现商代铜器，预示汉代古器物已进入私人收藏。

书中用几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讲宋代考古学和金石学，揭示正是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传统，即古文字、古器物的收集著录是以给经史小学的研究提供新资料为主要目的，研究方法是以古代文物和传世文献相印证。到了元明两代，虽然是金石学衰落的时期，但仍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这一学术传统未曾中断。以金石学为例，作者指出，最早一部“为图刻石”的金石学著作是杨元明《皇佑三馆古器图》。《籀史》载该书《叙》中说“汉孝武世去周秦方百余年，鲁壁古文已无知者。美阳得鼎时，谓宜荐宗庙。独张敞识其刻书，知为周所赐大臣者。今距汉且千年，其传者已讹谬不可考，不传者固宜不能通也。今以隶写之，以俟博古者”，明确提出著录目的是要为后人留下研究的资料。刘敞在《先秦古器记》中，表述了相近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终此意者，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吕大临在《考古图记》中说“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遗风”，“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明确研究目的是证经补史，因此，研究方法必然是以古文字古器物和传世文献相印证。

作者还指出，从著录范围看，宋代金石学著作涵盖面已经相当宽了，除了青铜器外，集古印谱宋人开其端，而且编辑体例周详，为明清所不逮。古钱币的著录虽然更早些，但多已不传，今所见最早的是宋代《泉志》，根据实物并参考文献记载写成，资料丰富，不仅著录了我国的古钱，还有“外国品”。石刻著录更多，动辄数百、数千卷，赵明诚《金石录》还收录了“日本国诰”。此外，对玉器、砖瓦、陶器、汉简、壁画等宋人也有收集和著录。元明两代是留下约30种石刻方面的著作，保存了许多已经毁灭了的古刻文字，还翻刻了一批金石学著作。容庚《商周彝器通考》说“宋代《博古图录》著录之八百三十九器，今不传一焉。其余可知者，一厚趠方鼎，一兮甲盘而已。”翻刻宋人的金石学著作，流传下的不仅是学术资料，还有学术传统。到了清代，《怀米山房吉金图》不仅以官方公布的标准度量衡标定尺寸、重量，还附有标准尺度式样，记摹文、缩图、刻石、较量校刊者姓名。潘祖荫著《攀古楼彝器款式》，是由擅长书法绘画的吴大澄绘图、摹款。后来，丁麟年《栘林馆吉金图识》图形更采用了全形拓。较早的《西清古鉴》是对着器物临写铭文，笔划难免有误，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开始根据拓本钩摹，增加了准确性，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改为实笔，显得更为逼真，后来直接用拓本石印，字形更为准确了。这些都增强了刊布资料的科学性和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