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素称难治。究其原因，一是时代太早，文献不足征，后人无法从古代文献的记述中去了解三代的历史全貌。虽然诸子百家以及以后的文人雅士对商周之际这个大动荡、大变革时代颇为关注并多有议论，但留下的只言片语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相反，少得可怜的点滴文字又歧说纷纭、舛驳甚多，更使后人一头雾水、真象难知。另外，过去由于历史认识论问题，致使一些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多被贯以“伪作”或“反经非圣”之名而遭遗弃，散佚难寻，或长期不为人们认可，因而使本来就极其匮乏的商周史资料更是雪上加霜。

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等古文字资料的发现为缓解这一矛盾提供了钥匙。王国维先生在以甲骨文证商王世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其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对于商周历史研究的推进可以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从此以后，随着出土文字资料的不断增多，商周历史上的千年谜团不少得以破解。当然，这需要对新材料进行认真解读和仔细辨析，而且必须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应该说，新出土文字资料对上古三代历史的研究厥功甚伟。当商周历史的探索由于文献记载短缺而陷于迷茫之时，正是这些埋藏地下已久的古文字材料的发现，才驱散了笼罩在商周史研究头上那令人窒息的重重阴霾。众所周知，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对于殷商历史的廓清，金文资料对于两周制度礼仪的重建，竹简帛书对于诸子古书的印证，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学术作用。因此，近世以来，很多睿智的学者很快就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主动地运用新发现的材料，开展了新的史学研究，并由此取得了大大超越他们前辈的学术成就，极大地推动了商周史研究的深入进行。王国维、郭沫若等皆为此中翘楚。他们的做法与学术之路，不但引领了近现代的历史研究，而且还影响和教育了新一代史学工作者。重视出土文字材料并以之为利器，去评判、印证和订补古老的文献资料，进而去研究历史，已成为当今不少学有所成学者的学术研究之路。

近读王晖教授所著、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以下简称《新证》）一书，就颇有上述感觉。此书共含三编，分别为“先周与西周史新证”、“商史新证”、“古文字与古书新证”。内容主要集中在殷末周初这一时段的政治、军国大事以及相关的礼仪制度变化方面，其时代和内容不但相对集中，而且作者的治学思想和治史方法也一贯其中。从整体上来看，王先生十分重视古代传世文献的记载，从不轻易地怀疑和否定；同时，对新出土的古代文字资料又极为看重，能够非常细心且很快地从中找到蕴涵的史学信息，并恰如其分地与历史文献相结合，以此来研究商周两代一些颇具争议、长期聚讼未决的老大难问题。他对文献的熟练程度和对新材料的敏锐性委实令人称道。应该说，王先生是王观堂“二重证据法”的忠实崇拜者和实践者。在其文章中，文献与新材料的有机结合和相互比勘，往往是相得益彰、不显偏费。正因为有这样正确的治学门径，因此王先生所求证和论述的历史问题，一般说来，论据确凿可靠，论说合理可信，结论也坚实难易。

具体而言，《新证》一书体现出了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注意深入挖掘传世文献资料的“文献性”，并以之去解决新出土的文字问题。商周时期的历史典籍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宝库中，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加之自战国而起的疑古之风至近世走向极端，致使本来就不多的商周史籍不少被认为有“伪作”之嫌或层累造成而不被人们重视，造成了商周史研究的困难。王先生则不为此所囿，能够打破疑古思想的局限，能够不拘泥于古今疑古大家的结论，大胆地利用自己对古代历史文献极为熟悉的优势，全面结合历史实际，对传世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在对其“文献性”给予实事求是证明的基础上，以之为向导，为参考，再对新的文字材料展开探究，其结果往往令人满意。

比如，自周原甲骨文出土以后，有关其属性，学术界很快就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或以为乃周人之物，或以为是商王室的东西，或以为卜祭者为商王，而记录者是周人等等，不一而足。对此问题的争议，不但影响了对甲骨文字本身内容的研究，而且对商周关系以及当时的祭祀制度等问题也有很大关涉。王先生面对这一议题，知难而进，并不畏缩，他在正确理解刻辞内容的前提下，断定周原甲骨乃是周人之物。对于文字内容中存在的周王祭祀殷先王这一难解之谜，王先生指出，这并不值得奇怪，也并不突然，先秦历史文献中对此情况早有记载。他引用《逸周书•世俘》篇中的话，“（武王）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王先生认为，既然文献里已记录有周文王使用殷人祀典的故事，因此，在甲骨文中出现周人祭祀殷祖的现象也就不稀罕了。从而为这一难题找到了答案。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古人对该文献的不理解，因此在解经之时，他们便煞费心机地改字或增字，以适己意。对此，王先生认为均不足取。相反，他觉得周武王所说的“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具有不可更改的历史“文献性”，正可与周原甲骨刻辞相互印证。为表明自己论断的不谬，作者又引用《墨子》中的《非攻下》和《明鬼下》的有关记载，进一步证明，周克殷后，为服天下，确曾一度使用殷礼这一史实。由此文献的存在，周原甲骨中在后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周王祭祀殷之先王这一行为也就豁然明朗、涣然冰释了。

然而，研究并没有到此为止，作者的视野极宽，在解决周原甲骨文的属性之后，他又引经据典，进一步追索，对周人祭祀殷人先王的历史原因给予了明确剖析。王先生依然从文献资料《诗》经中的《大明》入手，指出：商周之间在历史上曾有姻亲关系，即王季与文王之妻均来自商族，商周实为舅甥之亲。这一点，虽然是讨论问题的关键所在，但却为许多学人所忽略，以致于陷入“民不祀非族”这一后出的传统观念中不能自拔，自然也就难于正确解释周人祭祀殷人先王这一似乎矛盾的历史现象了。此外，作者还引《逸周书》、《周易》、《新语》等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在正确解读后作为旁证，从而说明在商代末年，商周的确结成秦晋之好，两族形成了甥舅关系。因此，周王祭祀自己母舅之国的祖先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解释合情入理、丝丝相扣，不由人不服。

对殷墟甲骨文中到底有无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这一问题，王先生也是在认真分析存世文献资料后得出自己结论的。在甲骨学研究中，有关商代末世两王的卜辞，长期以来，学者们游移于有无之间。断有者，证据薄弱，难以服众；说无者，也是证据不足，心中自虚。在王先生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都是因为研究者只把眼光盯在甲骨卜辞本身上，而忽视了文献资料对纣王错误记述的结果，而此又恰恰是解决帝辛卜辞有无的关键所在。为此，王先生又一次从他十分擅长的梳理历史文献着手，并非孤证地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作者以为，商代末帝帝辛罪行之一，就是被古代文献屡屡提及的“昏弃厥肆祀弗答”、“慢于鬼神”等慢待神祖的不敬行为。于之相应的是，在同期卜辞内，帝辛祭祀其父母以及先公先王的记载自然也就非常稀见。以往治甲骨者因少见父、祖等这一甲骨文断代的直接标准，从而怀疑帝辛卜辞的存在。事实上，只要详细分析甲骨卜辞自身也可从多方面得出结论，帝乙、帝辛卜辞显然是毫无疑问地存在着的。由这一问题可以再一次看出，对历史文献的准确理解，并将之与史实以及与相关问题高度的、有机的结合，才使得王先生在讨论学术问题、特别是在解决出土新文字资料有关的争议方面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二、充分利用出土文字珍贵的史料价值，以之为利器，努力去解决商周之际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新出土文字资料许多是科学发掘所得，真实性与可靠性无可怀疑，其史料价值自然凿凿可信。它们的发现和研究，对于搞清古代文献自身难以厘清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因此，如何使新的文字材料最大程度的为解决历史难题服务，如何正确无误且恰倒好处地发挥其说明或补充典籍的作用，则是每一个治史者都会面对的客观现实。

总观《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一书中的很多篇章可以看出，王先生很好做到了这一点，同时，通过这一点，也艺术地体现出了作者的治学方法，即善于把商周时期许多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尽量用新的文字材料来考量、来解决。如此做的结果，往往会有新的发现和意外的收获。例如，史学界对于吴国早期都城地望的了解，大多是根据《史记》和《世本》的记述。但这两书在此问题上却又语焉不详、含糊不清，遂使吴国早期都城到底位于何地、又是怎样迁徙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长期说不清楚。然而，王教授经过分析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分别出土于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和山东沂水北坪子墓葬中的两把剑上的铭文，准确指出，早期吴国的都城应在长江岸边，联系到历史上吴国又称“干国”或“邗国”，而“邗”之所在在春战时期就位于今扬州市的西北，在对出土文字资料与有关文献两相联系与比照后，王先生断定吴国早期都城就在长江北岸扬州市的西北附近。这一结论，或许可以使此问题得以坐实，从而弥补了《史记》和《世本》的记述上的不足。

而对于传统上的殷历岁首问题，王先生也是紧紧抓住殷墟甲骨文资料，采取剥茧抽丝、层层推进的方法，最终得出自己结论的。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就有“三正”之说，后来由于对甲骨文的理解与解释的不同，又产生了几种新的不同的认识，从而把这一历史问题搞得更加扑朔迷离，难知难解了。王先生不惧艰难，依据卜辞中的植物物候现象、气象现象和天象现象，如麦收时节、黍的种植和成熟时月、殷人的卜年时月、卜旱卜雨时月以及有关“大火”的记载等，认为殷历岁首应该在夏至，即夏历的五月。过去诸说中，唯有“建午”之说与卜辞中的各种现象符合若节。由此可见，深入细致地研究出土文字资料的内涵，大力开掘其潜在的史料价值，对于解决历史文献自身的痼疾确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还应指出的一点是，王先生认识到，古代文献和新出土的文字资料不仅仅有互证作用，而且还有“相互激活”的奇特功效。按他的话说，若无甲骨金文资料，古文献资料则由于存在缺环而不清楚，其中蕴涵的重要信息就难以挖掘出来；但若无古文献材料，甲骨金文资料因无相应的背景也不明白。正是认识到两者往往皆有缺环，因此，两者就必须互相借助对方的资料与信息来弥补各自存在的缺环，这样方能将双方身上冰冻的潜能有效激活，使之发挥应有作用，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做出贡献。王先生深悉此中奥妙，并十分熟练地将其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因此，不仅新见叠出，而且所得结论经得起考验，受得起推敲。

比如，周原甲骨刻辞H：98版上有“女公用聘”4个字。“女公”即“汝公”一名，学界皆无二辞。但此公是谁？治者多无说，或有以为是周公者，也多半属猜测之论。王先生注意到这个问题后，便开始研究。他发现，其实在古代典籍中就有有关的记载，如《诗》经《豳风》里的“公”字，过去的注家都指为周公，但对诗中的“女”字却未正确释读。王先生结合先秦时期的命名特点，认为此“女”即“汝”，诗句“于女信处”等句内的“女”也为“汝”，指的是汝水一带。而这，正与周初鲁国初封在鲁山一带的说法相吻合。另外，《诗》中所讲周公在汝水流域且被称为“汝公”又正好与传说中的“周公奔楚”之说合拍。经过这一番考证，由周原甲骨刻辞联系到古老的《诗》经，在对其中相关的文字和诗句进行正确的研究后，周公奔楚之地与鲁国始封之地都合理地被挖掘了出来。历史文献与新文字材料的相互印证、相互激活，其中所隐含的史学信息便油然而出，跃于眼前。学问做到这一步，能不拍案称绝、大呼快哉。

通读《新证》一书，还有一点感受颇深，即作者的古文献功底十分深厚，对历史典籍相当熟悉，了然于心。在书中每一篇文章里，王先生所引用的古代文献资料都有多种，如在研究成王“肇称殷礼”这一问题时，就先后引述了《尚书》、《公羊传》、《左传》、《礼记》、《墨子》、《史记》、《国语》、《诗》等文献中不同篇章的记载，可谓汪洋恣肆、信手拈来，论据也因而显得丰满而不孤单。在对文献的运用上，作者还善于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同一主题的记述汇总在一起，综合分析，研究判断。许多不被人们注意和看重的偏僻文字，也都被发掘了出来，派上用场。此外，在对新出土文字材料的使用上，作者极为敏感地认识到它在解决古史问题上的重要份量，因此，《新证》一书对新材料总是广征博引，眼界甚宽，慧目之下，几无遗漏。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等等，只要能为我所用，均要细细咀嚼品味。在与传统典籍的结合比照上，则采取了正确的相互印证、相互激活、拾遗补缺、校偏纠正的方法，从而使两者表里互做，相映成趣。

总之，《新证》一书名曰《新证》，可以说名副其实。它运用了很多新的文字材料，挖掘出了不少传统文献蕴涵的新史料价值，自然也得出了好多新的结论。当然，这些成果有的还需要学界的检阅和时间的考验。但对作者而言，他的治学方式，他的求证方法，他对古文献、新文字材料的处理与使用态度，都是可圈可点、甚应褒奖的。

最后，对王先生的治史勇气，笔者也深表钦佩。翻阅《新证》一书就可看到，作者所讨论的问题多是先秦史内被很多人视为畏途的的、积久未决的老大难问题，不少学者遇之都要绕道而走。而王先生却敢以硬碰硬，牛刀一试，以自己的学术功力对这些历史难题展开进攻。仅从这一点上，就表现出一个真正搞学问人的学术气度和研究决心。反过来说，敢对这些问题动手，自然也是有些斤两的，有道是“没有金刚钻，谁敢揽瓷器活儿”，正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