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中国新世界出版社和美国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中的一本，主要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形成，包括诸如中国人的起源、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特点、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的形成与解体、商周文明社会的特点和演进、秦的统一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等重大学术课题。撰写者是徐苹芳、严文明、王幼平、张忠培、邵望平、张光直、卢连成、许宏、王仁湘九位著名学者。

正如宿白先生在该书封底评价中所说的：“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是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重点研究课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书利用中国考古学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阐述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取材丰富，论证严谨，为近年所见论述这类课题的比较全面的专著，尤其是对中国文明形成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的探讨，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文明的形成》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立意的高远反映出作者的学识。

中国文明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到许多重要研究课题的学术问题，“文明社会的出现及其形态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方向政体模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所见的文明发展史的规律和经验，对了解世界各国古文明史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本书的论述从“中国早期人类”开始，时间下限定在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１０６年）在全国设立十三刺史部，全国实现真正的统一，这样的时间节点，超出了以往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上的时间跨度，表明此书的作者不但将文明社会的形成看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着眼于文明社会形成之后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惯性影响。本书立意的高远还表现在对于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意义的思考上。在本书的第九章“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中，作者在概括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特点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连续性的政治程序过程，财富的集中是靠政治权利的强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成就，并没有体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上，所以，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财富分化是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就是政治军事手段，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是靠生产技术和贸易的革新产生的，因而中国文明的产生也与西方文明的产生模式不同，表现出来的形式也就具有多方的差异。比如，文字是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甲骨文主要是用来占卜的，为统治阶层所独占，而两河流域的古文字几乎都是用来记录经济往来的；在宗教方面，通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而西方的宇宙观中，存在一个与人截然分开的神界，所以会出现独立的宫廷与教廷，等等。这些明显的差异，无不客观地揭示了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与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西方社会科学所定的规律不相符合”，也就是说，世界文明起源问题上不是只有一种模式，经典作家总结出的西方模式并不适用于全世界。

其次，探讨问题的深入反映了学术的长足进步。

上述结论的得出，必须建立在对与之相关的考古资料的科学论证上。这些论证，既有赖于日益丰富的中国考古资料，也必然有赖于具体作者的学术研究。阅读本书会明显地感觉到对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都在不断深化。比如，山西襄汾丁村的旧石器过去一直作为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现在的研究表明它们不但应该有早晚之别，而且文化面貌也相差甚远，其中以大型石器为主的一些地点，处于暖湿的森林环境中，其石器加工与华南地区的砾石石器工业技术联系密切，中国南北文化上的差异和交流，是远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的。仰韶时代诸文化所表现出的史前社会的繁荣与转变，龙山交互作用圈的相互影响，是区系类型学长期实践、逐步深入的研究成果。对于三代社会中二里头与夏文化、商文明、商方国文明、周文明及其东周社会之巨变、秦汉帝国的形成与统一诸问题，书中既有微观的阐述，又有宏观的总结，而这一切研究都是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大量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的，阅读此书，再次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离不开中国考古学的丰硕成果。

第三，重视学术传承反映出作者优良的学风。

中国考古学从诞生的时候起，就一直关注着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徐苹芳先生在《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４５卷第１期，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５－２１页；《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５日、３月４日第７版转载）一文中，明确将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分成两个阶段，前后两个阶段的转变，以夏鼐先生１９８３年在日本所做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为标志。前一个阶段有的学者敏锐地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学术命题，对文献资料也做了许多梳理，反映了这些学者卓越的学识，但是由于考古的材料还比较薄弱，对这些问题的论证还不充分，因此，可以将前一阶段的工作看成是探讨中国文明形成研究的准备阶段。八十年代之后，与中国文明形成问题相关的考古资料不断出现，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张光直等一批中外考古学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继承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传统，充分利用考古学资料，为建立科学的中国远古史和上古史（先秦史）而作”。学有承绪，最大限度地利用前人的学术成果和考古新发现，是考古学想取得成就的必然之路，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概莫能外。但是，受当前社会科学界浮躁学风的影响，目前考古学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八十年代之后考古资料的丰富造成的假象，而不是研究真正的深入了，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考古学有学科自己的发展规律，有自己的学科局限性，指出这些问题，并在本书的写作中避免目前文明形成研究中的一些“热闹”，也是本书作者严谨学风的一个体现。以上三个突出特点，使笔者相信本书自当成为研究中国文明形成问题的必读书目。

文明的形成是考古工作者必然关心的重大学术问题，笔者是抱着学习的心愿去阅读《中国文明的形成》的，学习中也有产生疑问和引起思索的地方。比如，正如作者在第四章的结尾时所概括的，“近四十年来，史前考古发现的研究成果是对‘中国文明西来说’和在近代中国史学界曾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观点的强劲挑战”，阅读本书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国文明被认为是多元一体的。诚然，中国文明是从多元逐步走向一体的，这是主流，但在走向一体和一体形成后的多元，依旧是我们需要充分关注的。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差别很大，这是造成不同地区文化差异的客观因素，即使在科学昌明、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今天，京派海派的差异，南人北人的区别，也还时时见诸于媒体和日常谈话当中。这是从宏观的角度讲的，从微观的层面上，我们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发轫于渭水的西阴文化的扩张，对周边地区的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其情形在书中甚至被描述为“西阴文化居民占据原先属另一文化居民的分布地区后，考古学家在这里见到的事实是，后者消失得无影无踪。导致这一结果必然是西阴文化居民为占据新土地，曾展开过激烈的、残酷的战争”。战争当然是酷烈的，扩张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必然促使周邻地区的文化在对抗与发展中求得生存的空间，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外界的扩张，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以外的诸考古学文化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大汶口文化就曾经扩张到豫中地区，屈家岭文化也有北进之势。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此消彼长的过程详细地揭示出来，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就有可能失之于简单。楚国虽然最终灭亡了，但其文化并没有随着楚国的灭亡而消亡，而是成为深沉博大的汉代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财富积聚，固然主要不是靠生产技术和贸易的革新，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些特定文化的衰落，还是值得我们深究，像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的衰落，有没有环境的因素在内？三代文明的中心为什么最后诞生在中原地区而不是以前文化面貌并不落后的周邻地区？书中将中国的青铜器概括为“巫师用来沟通天地的法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浙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生产工具也曾经占有相当的比例，以至有些学者认为，强调“事功”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地区的文化传统。在文明形成每一个要素的研究上，我们同样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城作为一个围合的空间，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修筑的，但是，防御要看防御的是什么。这既要看城址里面的内涵，也要看它的形制和修筑技术。内蒙古地区的一些石砌城址，基宽不足一米，加上收分，高度肯定有限，它们能不能有效地防御敌人的军事进攻？南方地区的一些城址，坡度不到三十度，究竟是不是主要用来防御水灾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有些城址的规模很小，这样的城址是抵御外部势力的侵袭，还是为了防止内部不安定因素的反抗？城址不仅应该单个地考察，更应该作为一个群体，放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下加以研究。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某一地点的中心聚落直接演变成为城邑的证据，但是，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有一些国都都是没有城墙的，而现在发现的许多城址，显然并不具备担当中心聚落的功能，那么，这些城址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中，有许多重要的课题还留待我们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徐苹芳等著，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６月出版，定价３９８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