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與殷墟卜辭互證數例

【首發】劉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學界一般認為,西周時期,史官多由殷人擔任。如李亞農在《西周與東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1版)一書中說:

我們知道,周族入主中原的時候,他們還是目不識丁的野蠻民族。一切文化工作,都得由殷舊貴族來幫忙。作冊、御史一類的史官,全由殷人獨佔。西周金文中記錄下來的史官,無一不是殷人。作冊令和他的兒子大,可以作為這種人物的代表。在西周從事于文化工作的職務的,似乎都是世襲。令的職務是作冊,他的兒子大的職務也是作冊。(第106頁)

周人任用殷人史官的現象,其背後如李亞農之說有兩重原因:一是商周之際史官多世代相承,二是周自稱“小邦周”,其文化與殷人相比較低。(周人任用殷人史官的典型實例如1976年扶風莊白1號窖藏所出微史家族銅器。)據《尚書》及金文材料來看,西周早期,周王朝主動借鑒殷商制度,殷王朝史官想必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筆者最近翻閱《春秋》經傳(按:指《左傳》)隱公部份,看到其中的文字及敘事方式有與殷墟卜辭十分接近之處,竊以為據此種蛛絲馬跡可推知殷王朝史官筆法對西周乃至春秋時代王朝和公室的歷史撰述有深遠的影響。現摘數例如下,藉以抛磚引玉。

一、《左傳》隱公元年:“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

按:此“作”字用法與殷墟卜辭中“作邑”之作用法一致,均有“興建”之意。其例如賓組卜辭有“庚午卜,內貞:王作邑,帝若。八月。”(《合集》14201)卜辭中“作”之用法較靈活,不局限于興建建築,如歷組一類卜辭有“丁酉,貞:王作三師:右、中、左”(《合集》33006,按此片綴合有誤,參見蔡哲茂《甲骨綴合續集》所附“《合集》誤綴號碼表”),其中之作則有發動軍隊之義。

二、《左傳》隱公元年:“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杜預注:“鄙,鄭邊邑。”又注:“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意思是說,大叔將鄭西、北邊地諸邑都納于自己控制之下。《左傳》同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之南鄙。”

按:據這段文字來看,春秋早期仍稱邊地為“鄙”,稱邊地中的聚落(村落)或小城為“邑”,沿襲了商代後期以來對于邊地及其中聚落的稱呼。大家熟知的《菁》1(《合集》6057正)中一條卜辭:“癸巳卜,殼貞:旬無憂。王占曰:有祟,其有來艱。迄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是武丁時代稱邊地為鄙,稱鄙中聚落或小城為邑的典型一例。此種制度歷經西周而未改,足見殷人的政治制度對于周王朝的影響至深。

《左傳》中“邑”字的另一種用法,是指國都,《傳》中常見諸侯國自稱“敝邑”,與殷墟卜辭所見“大(天)邑商”可相對照。

三、《左傳》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又“衛人以燕師伐鄭”。

按:《左傳》記載率領軍隊常用“以”字,其例甚多,如上所引《左傳》隱公元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之南鄙”。殷墟卜辭有不少“王臣以眾”墾田、出征的例子,經于省吾先生對甲骨文“以”字做出很好的考釋,其意思比較明白,即從提攜而引申有率領之義。賓組卜辭有“貞:王勿令禽以眾伐工方。”(《合集》28)歷組二類卜辭有“甲辰貞:禽以眾关伐召方,受祐。”(《合集》31976)“巳贞:敦以众田,有。”(《合集》31970)可與《左傳》中“以”字用法相互發明。

諸侯國相互間的軍事進攻,《左傳》多稱為“伐”。這個見于商代甲骨文中的字,在《左傳》中用得較為寬泛。殷墟卜辭中常見“伐某方國”之例(如“伐工方”、“伐下危”、“伐巴方”等等),但未見自外向內的入侵稱為“伐”的;西周金文也屢見“伐”字,既有《魯侯簋》“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又有《禹鼎》鄂侯馭方“廣伐南國”,其外延已包括自外而來的入侵。《左傳》用“伐”字,也不專指魯國出兵,或王師的行動。杜預注說“師有鐘鼓曰伐”,可備一說。

四、《左傳》隱公五年:“(隱)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宋)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按:《左傳》此處的“國”,當指宋的疆土,而非指其都城。殷墟卜辭有“東國”(見李学勤先生缀《辑佚》690加《合集》36182),西周金文與《詩經》也有“南國”(見《柞伯鼎》、《禹鼎》)、“東國”(見《魯侯簋》)、“四國”等詞,國皆指彊域而言,與殷墟卜辭“東土”、“南土”、“四土”用法相近。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鄢國盛讀“國”為“域”,可參。(詳見其碩士學位論文。)

五、《左傳》隱公五年載臧僖伯語:“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按:此處之“登”有進獻之義。殷墟卜辭中也有“登”字,除有關戰爭之卜辭中“登人”之用法外,亦見于祭祀卜辭,用為進獻之義,如祖庚卜辭有“己巳貞:王其登南囧米,乙亥。”(《合集》32024,歷組二類)又如祖甲卜辭“丁巳卜,貞:王儐父丁,登黍。”(《天理》664,出組)兩相對照,可知臧僖伯之語實有古老的淵源,確為“古之制”也。

六、《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按:“日有食之”的筆法,殷墟卜辭中屢見,如“日有食”(《合集》11480)、“月有食”(《合集》11484正)、“日夕有食”(《合集》33694,此例見國博所歷組卜辭,有人讀為“日月有食”,不妥,日食月食豈能同時發生?)。

 

以上諸例是筆者近讀《左傳》隱公部份的一點感想,可能有先入之見。如果帶著“有色眼鏡”,努力去找《春秋》經傳與殷墟卜辭記事上的相同之處,還可發現其他例子,如《春秋》經傳屢見國君“使某人”去執行某項任務(《左傳》隱公四年“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不由得讓人聯想到殷墟卜辭中也見過商王“使人于河”、“使人于岳”祭祀鬼神之事,但如同“伐”字一樣,“使”在春秋時代已是個很平常的字眼,能否反映周承殷制這樣的大問題,還是要謹慎對待。

過去學者常說,長篇西周金文堪比一篇《尚書》,目前也有不少學者致力于《尚書》與金文的比較研究,這無疑是很好的治學方法。而殷墟卜辭與古書的互證,前賢實際上也已在考釋、訓讀甲骨文字時多有實踐。筆者此篇短小的劄記,不揣谫陋,舉出殷墟卜辭與古書相互發明的幾個小例子,算我自己在這方面的一點嘗試;同時亦想說明殷人文物制度對于周王朝政治、禮制、文化有廣泛的影響,從述史方式上亦可見一斑。所論也許不全面,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推荐阅读

0 0 投票数
文章评分
订阅评论
提醒

3 评论
最旧
最新 最多投票
内联反馈
查看所有评论
zhongguoren03
13 年 前

“我們知道,周族入主中原的時候,他們還是目不識丁的野蠻民族。”这句话可真逗,好在是56年的书,看看周公庙的甲骨文吧,文笔芊秀,文王称王,怎么的也不能是目不识丁的野蛮民族吧

落后民族战胜(文化)先进之后,(除非是野蛮民族,以烧杀为乐)无疑要吸取高等级文化,礼乐史历等还是要靠旧人,正如二里岗和二里头高等级的青铜礼器相似度极高,但是老百姓用的普通陶器差异还是较大

ibuffalo
回复给  zhongguoren03
13 年 前

学界一般常说西周甲骨,如王宇信先生著有《西周甲骨探论》。至于“先周”甲骨,在凤雏村甲骨窖藏中似有部分,如“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卲祭成唐……”一版,但据文献来看,彼时周人与殷王朝接触很多,在甲骨上契刻卜辞,应受殷文化影响所致,故古书有殷太师、少师抱祭乐器奔周之说。目前,先周文化基本未出土青铜器,有铭青铜器更是一件也没有,据此也可说克商前周人文明程度较低。

一苇轻舟
12 年 前

“四、《左傳》隱公五年:“(隱)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宋)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按:《左傳》此處的“國”,當指宋的疆土,而非指其都城。殷墟卜辭有“東國”(見李学勤先生缀《辑佚》690加《合集》36182),西周金文與《詩經》也有“南國”(見《柞伯鼎》、《禹鼎》)、“東國”(見《魯侯簋》)、“四國”等詞,國皆指彊域而言,與殷墟卜辭“東土”、“南土”、“四土”用法相近。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鄢國盛讀“國”為“域”,可參。(詳見其碩士學位論文。)”

刘先生此言或可商榷,《说文》:“国,邦也。”、“邑,国也。”“邦,国也。”《周礼》郑注于“大宰”条下曰“大曰邦,小曰国。”于“乡大夫”条下又注曰:“国中,城郭中也。”显然,汉儒认为的“国”的含义是城邑之意。以《隐》五年传文“公闻其入郛也。”度之,此意甚明。故杨注说“国即郛内。”
究“国”之本意,以戈卫之,以守其口。况且春秋尚且不守关隘关隘,西周更遑论之?愚意西周的统治,是一个以点统面的模式。都邑是点,郊野是面。故“居东国”即居于东方的都邑。《穆公鼎》之“噩候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即伐南方、东方的都邑。况且西周封国甚小,一国即一邑,殷商亦当如之。故以邑指国,当为确论。以“国”指疆域,应为战国秦汉一国数邑、数十邑之后的后起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