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九十华诞，不但是浙江大学的喜事，也是中华书局的喜事，因为沈先生是中华书局的同道。

十八年前，中华书局编辑的《文史》出版三十辑、复刊十周年，当时书局为此组织了一次笔谈，1988年第三期的《书品》便是笔谈的专号。沈先生作为作者，应邀参加笔谈，撰写了《我读〈文史〉的体会》。先生开篇说：“多少年来，《文史》是我置之案头、时常翻阅的三四种杂志的一种。”接着指出：“说老实话，我之所以爱读《文史》的部分论文（不是全部），倒不是把它当作考据学的精品和范本，而仅仅在于和我的写作论文的要求和方法颇相一致，乐于引为同道而已。”

《文史》确实也同样将先生视为同道。笔者作为编辑，在回顾《文史》复刊十周年的笔谈里，说到《文史》有赖点校二十五史专家鼎力襄助之后，特地提到：“学术界许多老一辈有造诣的学者：于省吾、唐兰、谢国桢、俞平伯、吴世昌、段熙仲、杨明照、沈文倬、林庚、王永兴、周绍良、朱德熙、邓广铭、徐规、江世荣等都惠赐大作。”这提及的十五位老一辈学者，今天硕果仅存的只有先生和林庚、王永兴、徐规四位了。笔者有幸编发过先生的多篇力作。其中的《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连载于第十五、十六辑；《汉简〈服传〉考》，连载于第二十四、二十五辑；《〈礼〉汉简异文考》，连载于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辑。这三篇厚重的长篇巨制，对礼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如果说，《文史》能为学术尽一点绵薄之力的话，正是由于有像先生这样的一批功力深厚的学者作后盾和支撑。饮水思源，《文史》和学术界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更应珍重他们中的健在者。

其实，书局编辑部早就将先生引为古籍整理的同道。中华书局于1977年10月出版了先生整理的《习学记言序目》，于1987年10月又出版了先生点校的《孟子正义》，不久将要出版先生点校的《仪礼正义》。《孟子正义》和《仪礼正义》，是中华书局组织全国专家整理的重点丛书《清人十三经注疏》中的两种。由此可见先生对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和为古籍整理出版所作的显著贡献。

先生在《我读〈文史〉的体会》一文中，最后意味深长地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广求同道的精神，才是事业发展的可靠保证。”

衷心祝先生健康长寿，愿我们的同道与日俱增。

2006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