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提出，在虞、夏、商、周“四代”，迫切需要着手解决的前沿性研究课题，可选择的有十个方面：（一）唐、虞史实的揭示和探索；（二）夏朝史实真实性的探索尤其是山东等地区的扩展研究；（三）商代史实尤其是甲骨文的系统整理研究；（四）西周王畿内外诸侯国的深入研究；（五）西周年代学研究；（六）西周经济制度的研究；（七）楚国历史和文化研究；（八）春秋战国学术思想史的重新考量；（九）中原地区与边远地区关系研究；（十）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先秦史；三代；四代；虞夏商周；前沿课题

作者简介：李学勤（1933－），男，北京市人，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现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夏、商、周（包括西周、东周）通称“三代”，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朝代兴替中，看起来只是排在前面的三个，可是这三个朝代加在一起，时间却有一千八九百年。古书还有在夏代以前再算上唐尧、虞舜，合名为虞，而以虞、夏、商、周称作“四代”的，这样一共就有两千年左右，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里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学术界对这两千年的历史都很重视，因为中国的文明是在当时形成发展，以至于繁荣光大的，研究传统历史文化，必须追溯到这个时期。由于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较少，越往前记载便越模糊，并且混杂有神话的成分，大家只能更多地依靠考古学的成果，所以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以传世文献与地下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在这个时期历史的研究中有广阔的用武之地。上一世纪学者的丰富成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前在虞、夏、商、周“四代”历史的研究中，哪些方面是迫切需要着手解决的前沿性问题，有关学者见仁见智，会有各种看法，至少不是我在这里能够全面论述的，只能选择几点，仅供参考。

首先想谈的，是关于唐、虞的探索。在“文革”以前，杨向奎先生就曾撰文，力主“给有虞氏一个历史地位”。《尚书·尧典》等文献中的唐、虞，不完全是托古或者神话，作为其背景的史实正逐渐被揭示出来。

近些年在山西襄汾陶寺发掘的古城遗址。不管是从年代上，还是地区上，都使人们联想到尧、舜的史事。这座城址规模宏大，有宫室基址，也有大型墓葬，出土有陶、石质的礼乐器，精美的玉器，一些铜器，甚至还有文字出现。最近揭露的一处特殊建筑基址尤其令人惊异，根据天文学史专家的意见，非常可能同天象观测有关，这便和《尧典》的观象授时联系起来了。因此，在怎样看待历代艳称的唐、虞之世的问题上，似乎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其次，是关于夏朝。和唐、虞一样，夏朝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也有不少学者怀疑，尤以外国学者为多。他们认为夏仅仅是一种神话，有的还提出《史记·夏本纪》世系是商王世系的分化。不过在考古学的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发展以后，国内这种看法已很罕见，“商周考古”也大多是延成“夏商周考古”了。

这里同样是观点的问题。以前我便说过，要求夏得到和商一样的证明，恐怕实际是不可能的。商王世系的证明，是通过甲骨文的发现和释读。商朝后期的王室和贵族，有用甲骨占卜并在甲骨上契刻卜辞的习俗，是十分特异的事例，而蕴含大量史料的卜辞文字就得以凭借坚固耐久的甲骨质地保存下来。当时本来大量存在的竹木简册则完全消失了。不能希望夏代也有类似的文字记录传留至今，实际商代前期也是一样。二里头文化既然在年代范围和地理位置上都与夏相当，应该认为夏的存在业已得到适当程度的证明。

对于夏代历史文化的探讨应予扩大。文献中与夏代史事相关的地区，如山东，需要进一步考察。夏与东南的关系也值得研究。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夏朝同九夷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二里头文化包含一些可能与东南地区相关的因素，是学者已经指出过的。

第三，关于商代，甲骨文仍然是取之不竭的史料来源。我觉得，甲骨文的系统整理研究现在正处于新的关键阶段。整理甲骨文，必须以分期工作为其基础，而殷墟甲骨的分期，这些年才基本弄清了眉目。现在我们认识了甲骨文王卜辞和非王卜辞的区分及其间的关系，也了解到王卜辞两个系统并存的演变，已经有可能更有条理、有步骤地把当时历史复原起来，从多角度、多层面加以观察。

一项很需要展开的工作，是详细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历史地理。卜辞所见地名近千，不会像过去设想的限制在中原一块地带之内，必须逐次考订，才能使有关史事的空间背景得以清楚。像目前这样，连一些主要方国的位置都难确定，是很难讲商代历史的。不过地理的考证很不容易，古代地名重复、类似的太多，切忌牵强比附，即使有一串地名似若相关，也不一定就能确当。只有把史实情事与地名考订结合在一起，才能避免臆测。

第四，西周王瓷内外诸侯的形势，值得深入研究。周朝建立之后的分封，《左传》等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昭穆以下，由于可供分封的土地已少，新封诸侯不多，但直到宣王中兴，仍有封郑、封杨的事迹。同时，在周朝治下还有若干古国及蛮夷戎狄之属。

西周列国的构成，很大程度上可自春秋列国上推。根据西周金文研究，灭亡于西周时期，到春秋已然不见的诸侯国，为数颇为有限，比较重要的列国大都延续到春秋时期。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和讨论，概见于陈槃先生在台湾出版的《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和《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两书。这两部书很有价值，惟其论述每每平列众说，少有裁断，不过多采用地名迁徙的观点。今天最好在陈书基础上，吸收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所得，重新辨析推定。

第五，西周的年代学。这方面近些年有不少论著，如刘启益先生、张闻玉先生等都有专书。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课题之一是西周金文历谱的编排，其阶段性成果已于2000年在“工程”报告简本中发表。在这以后，又有几件历日四要素（年、月、月相、日）俱全可供推算的金文发现，如［彔見］簋、士山盘、师酉鼎、伯吕父摄、四十二年及四十三年佐（或释逨）鼎，除一件外，均能与历谱相合。由此可见，这一历谱固然有不如人意之处，但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还是可以的。

历谱的用途不仅在年代学方面，还可由之将西周大量的金文珍贵材料更好地联系起来。从郭沫若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开始，有不少位学者致力于此，然而对多数金文的王世有许多争议，而且分歧很大，以至妨碍了金文作为史料的应用。我们不妨暂以现有历谱为核心，尽可能联系有关青铜器和金文，能设定王世的排出王世，不能确定的也推知范围，这样会有益于西周历史的研究，对历谱是否合理也将是重要的检验。

第六，西周经济制度的研究。在“文革”以前，历史学界热衷于社会经济性质的讨论，同时因为社会分期问题成为各家论争的焦点，不少学者力主西周封建论，从而许多论作都集中于西周的经济制度方面。近些年时过境迁，这方面的争议已经淡出，很少受人注意了，然而过去提出过的好多问题并未解决，其重要性也没有消失，仍然是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加以探讨的。

尽管大家对西周社会经济的兴趣减少了，可是对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包括文献和出土金文的理解却加深了许多。比如大家不知引用过多少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认为是土地及奴隶国有的明证的，逐渐弄清楚这讲的乃是国家的主权，而不是什么所有权。若干新金文的出现，如裘卫的一组青铜器，使大家看到当时土地转让、交换的事实，由之类推，又找出不少类似的事例。金文内一些关键字词，以前不识或者误识的，现在得到释读，如作勘量土地解的“履”字，与商业贸易相关的“市”字、“贾”字等等，在较大程度上转变了我们对西周经济的认识。最近还有足以把臣仆和庶人明显区分开来的材料。诸如此类，促使我们重新去思考西周社会经济的问题。

第七，是楚国历史和文化。大家知道，在古代各种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楚国的研究虽然不是开始最早，却是致力的学者最多，成果也最丰盛的。即以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为例，其年会已开过九届，论文集有厚厚的六册，可概其他。

对楚国的研究有两个优越条件。一个是有关的文献比较多，涵盖了由历史到文学很多方面。另一个是地下保存的环境好，大量在其他地区无法存留的文物得以重现于世。很多人惊异于楚国文物的丰富多彩，其实同时期的其他列国器物也各有特色，只是不能很好保存，不为我们所见罢了。这里面最关重要的是竹简、帛书、帛画，现已发现的全部属楚（或楚文化范围内的小国），是别的地区难于相比的。因此，深人研究楚国的历史文化今天正是时机。

具有本身明显特点的战国楚文字的考释，当前在整个古文字学里处于居先的位置，这是由于楚文字材料特别丰富，而且有不少可与传世文献对照的，易于做出准确的解读。同时，通过楚文字保留的商、西周文字因素，又可以由之上溯前代的文字，所以这方面工作的效益还不限于楚国历史文化。

第八，春秋战国学术思想史的重新考量。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竹木简开始，这30来年已经出土了大量富于学术史意义的简帛书籍。对这些简帛佚籍的研讨，又带来了重新审查种种传世文献的潮流。观点的转变，导致许许多多新的研究成果。不少过去学者们公认为伪的古书，现已证明为真，或者部分为真。当然，也有一些伪书，进一步证实定谳。重写学术史的呼声，已经非常强烈了。

受影响最大的，恐怕是关于早期儒家和道家的认识。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楚简，主要内容是儒、道著作，这使人们得以了解所谓孔孟之间和老庄之间的思想链环。传世文献中的有关部分，由是也得到确认。由此造成的影响，无疑是相当巨大的。

钱穆先生早年的名著《先秦诸子系年》，学术界已经用了好几十年。这部书以战国史事的考辨为背景，将诸子百家融括其中，规模之宏大，成就之明显，世所公认。不过在今天看来，作为其基础的一系列古书材料，真伪估价已有改变，有关工作有必要重新考虑。希望有学者担当其事，编著一部新的战国时期的学术编年，一定会得到广泛的欢迎认可。

以上谈的，大都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其实虞、夏、商、周两千多年的历史，关系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而中国文明又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必然联系到有理论意义的各种问题，在此不能详说，只提一下这样两点。

第九，中原地区与边远地区的历史作用问题。这个问题，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里，都已经凸显出来。长时期的传统观点，是所谓中原中心论，近二三十年，这种观点逐渐被否定，中原以外的地区，例如长江流域，以及离中原更远的所谓边远地区，都进入了考察的视野。大家逐步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在“三代”或“四代”时，已经是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

现在要问的是，中国为什么在那样早的时候就形成了范围相当广阔的王朝?有的外国学者不理解这一点，总以为“三代”王朝不是那样存在，甚至说到秦才真正有了统一的国家。这么说，“三代”便没有统一的局面了。“三代”王朝的统一，当然不是像秦汉中央集权那样，但王朝与地方的联系，还是存在而且相对巩固的。当时国家的构成和机制，很多地方需要论证研究。

我们既要进一步阐述过去遭到忽视的中原以外地区的作用，也不可反过来抹杀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毕竟虞、夏、商、周的中心是在中原。中原和边远地区互相影响，其间也有主次大小之别。对于这类问题，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十，中国与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这几年，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探索，已经排上日程。关于文明起源，也就是从野蛮原始过渡到文明的研究，从来是同理论的认识相关联的，在国内外都有许多讨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所说，文明形成的标志是国家的出现。不同的说法很多，比如有学者讲到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是进入文明的标志，这就比国家的出现要古远得多了。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国际上关于文明起源发展的研究，每每没有援引到中国，或者只有很少有关中国的材料。中国历史学、考古学已经得到较大发展，其成果应该对人类文明历史的理论研究有所贡献。不少学者，例如张光直先生，已经提出了这一点。

组织不同学科的专家协作，进行虞、夏、商、周与古埃及、两河流域等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是可行的。这方面的工作，将会开拓大家的眼界，取得有益的效果。

（原载《文史知识》2006年第3期，又载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