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附论——中国古代分段纪时制度的沿革

中国古代的纪时制度，大致有三种，曰漏刻之制，十二时辰之制，分段纪时之制。

漏刻之制，是利用漏壶的水漏量来计算时间，昼夜分作百刻，即《说文解字》所谓“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节”，故也称百刻纪时制。据阎林山、全和钧同志研究，它是我国固有的纪时之制，适用于北纬34.6一40.5度的范围，商殷的活动区域及都城均在这一范围之内，百刻纪时之制产生的时代当在商殷的中后期。[33]又据陈久金同志研究，这一纪时之制自两汉至南北朝，几乎一直是单独使用的，有其独自的发展史。[34]漏刻之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从略。

十二时辰之制，是以所谓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计算时间。《论衡·譋时》云：“一日之中，分为十二时，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时辰之制的起源，众说纷纭。明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云：“古无一日分为十二时”。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四云：“一日十二时始于汉”。陈槃先生指出：“十二分说，其迹象之见于先秦古籍者，事例非一。”[35]劳榦先生认为，十二方位与二十八宿的配定是在汉初或更早至战国时期，而十二辰之制是与十二方位相应的。[36]陈久金同志说：“大约早在战国以前，为了研究天文历法的需要，已经将天球沿赤道划分为十二个天区，称为十二个星次。与此同时，又将天穹以北极为中心划为十二个方位，分别以十二辰来表示时段。”[37]十二时辰之制大概起自战国秦汉之际，云梦秦简《日书》乙种第165简有：

□□寅，日出卯，食时辰，莫食巳，日中午，未，下市申，舂日酉，牛羊入戌，黄昏亥，人定□，□□□。[38]

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十二辰纪时最早最详的原始材料，显然它是在分段纪时之制发展为十二进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纪时制度。不过，此简与其视为秦代流行十二时辰之制的证据，不如说是当时出于某种需要，而有意将分段纪时之制中的十二时段与十二时辰所作的对照。于豪亮先生认为，此种“十二时制只为历法家等少数人所使用。”[39]曾宪通同志也认为，它是“侧重于实用历法的一派”的说法。[40]这是很有见地的。十二时辰之制的广泛流行或应迟至南北朝时期，而战国秦汉之际仍流行分段纪时之制。

分段纪时之制，是最古老的沿用历史最悠久的中国古代纪时法，是本之于日月运行以及人类的生活习俗和生产活动规律的划分时段的纪时法。分段纪时之制起自何时不详。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文，已有旦、炅两字，[41]似乎与纪时相关。至殷代逐步形了一套不均匀的分段纪时制度，殷武丁时，一天分为十三时段，白天九段，夜间四段；至廪辛康丁武乙文武丁时，一天分为十六时段，白天九段，夜间七段。

西周时代流行分段纪时之制，见于典籍的时称有昧爽（《牧誓》）、朝（《召诰》）、日中、 昃 （《无逸》）、鸡鸣（《逸周书·周祝》）等，见于金文的时称有昧丧、大采（《小盂鼎》）、明（《墙盘》）、旦（《休盘》）、朝（《令彝》）、夜（《师虎簋》）、夕（《麦尊》）、夙（《利簋》）等，不完全。

春秋时代，或谓纪时法是十进制，《左传》昭公五年云：“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但此“十时”是取整数喻人事，难以视为实用之制。见诸《春秋左氏传》的时称，有旦（僖5）、昧旦（昭3）、朝（昭元）、日未中（襄23）、日中（成10）、昼（昭元）、日下昃（定15）、日入（昭25）、昏（宣12）、夕（昭元）、夜（昭元）、夜半（哀16）、夜中（庄7）、终夕（昭20）、终夜（宣12）、鸡鸣（成16）、夙（文10）、晨（宣2）等，不完全。

殷代晚期，形成了一天分为十六时段，这是分段纪时制的基本格局，但各时段之间尚未达到等间距。至春秋战国时期，似乎已进入比较均匀的分段纪时的阶段。秦汉以来，是中国古代分段纪时之制的鼎盛期，形式为十六时制，纪时精密，时间恒定，间距均匀，无论内地还是边陲地区，时称基本一致，沿用年代也较长。

秦代纪时，一日分为十六时段，云梦秦简《日书》甲种云：

正月，日七夕九。（简6o反面，三段）

二月，日八夕八。（简61反面，三段）

三月，日九夕七。（简62反面，三段）

四月，日十夕六。（简63反面，三段）

五月，日十一夕五。（简64反面，三段）

六月，日十夕六。（简65反面，三段）

七月，日九夕七。（简66反面，三段）

八月，日八夕八。（简67反面，三段）

九月，日七夕九。（简68反面，三段）

十月，日六夕十。（简60反面，四段）

十一月，日五夕十一。（简61反面，四段）

十二月，日六夕十。（简62反面，四段）

《日书》甲种的《岁》篇，第64至67简正面下段，也记有内容略同的文字。[42]于豪亮先生认为，它是一份各月昼夜长短的表，昼夜的总和正是十六时。[43]这表明，秦代以来，分段纪时制已通行十六时制，进入时间段相对均匀阶段。

在秦代通行十六时制的同时，少数历法家或以十二辰纪时。前举秦简《日书》乙种 “□□□，□□寅，日出卯，食时辰，莫食巳，日中午，未，下市申，舂日酉，牛羊入戌，黄昏亥，人定□”，就是一份出自少数历法家的十二时辰表，借取了分段纪时制的一大批时称。残缺字于豪亮先生补为“鸡鸣丑，清旦（或平旦）寅”，又认为字是“日失”二字的误抄。[44]可信。饶宗颐先生读为积椇的椇，谓“殆即禺中之禺。”[45]但禺中为巳时，在上午，为未时，在下午日昳时，饶说似失之。这份十二时辰表存在明显的误排，考其原因，实乃借分段纪时制的时称以与十二时辰对照时，多取了“舂日”一名。“舂日酉”的酉时在下午5时至7时，是“日入”时分。由于表中多取“舂日”一段，就把“牛羊入”定为戌，“黄昏”为亥，“人定”为子，全都挪后了一个时段，以致无法把“夜半”排上。我们只要看“黄昏”为亥，就知它的不妥了，亥为下午9至11时，这个时间无论如何也不会是黄昏时。秦代历法家也许已感受到这对照上的毛病，遂将“日入”改为“牛羊入”，其实只要把“舂日”舍去，下面的几个时称依次提前一个时辰，改为“日入酉，黄昏戌，夜半子”，则与实际纪时无不密合。除此之外，云梦秦简还有其他一些时称，如日入（简842反）、旦（简814反）、餔时（简864）、廷食（简34）、夙、莫（简817反）等等。

秦代通行十六时制，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有具体时称记载：“平旦生女，日出生男，夙食（指早食）女，莫食男，日中女，日西中男，昏（日字之误）则（昳）女，日下则（昳，即下餔）男，日未入女，日入男，昏女，夜莫男，夜未中女，夜中男，夜过中女，鸡鸣男”。[46] 可注意者，日昳及夜中两个时段前后的纪时比较细化，而平旦至日中的上午纪时几与云梦秦简十六分段纪时制的相关时称一致，显示了当时纪时的地区性差异。

关沮周家台秦汉墓出土简牍有一日时段划分与二十八宿对照图，[47]有（未）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食、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昳、餔时、下餔、夕时、日（未）入、日入、黄昏、定昏、夕入、人郑（定）、夜三分之一、夜未半、夜半、夜过半、鸡未鸣、鸡前鸣、鸡后鸣等二十八个时称。但此只是少数历法家出于对照之便利而制，并非当时真将一日分为二十八时。

西汉初马王堆帛书隶书本《阴阳五行》，有平旦、日出、食时、莫食、东中、西中、日失、下失、下餔、舂日、日入、定昏等十二个时称。[48]

另外，《史记》中有关西汉初期的纪时材料，据陈梦家先生整理，有乘明、旦、日出、蚤食、食时、日中、日昳、晡时、下餔、日入、昏、暮食、夜半、鸡鸣等十四个时称。[49]

马王堆《阴阳五行》缺夜间的纪时，《史记》的时称也不完全。但这两种材料与秦简的纪时材料基本相合，可以互相补苴和校正。由秦简、帛书、《史记》三种纪时材料看，秦汉之际的分段纪时制的时称使用情况是比较随便的，一个时段可能会有几种称法，当时虽然普遍实行十六时制，但时称未必完全统一化。现在我们根据这三种材料来归纳秦汉之际十六时制的时称，不妨作一如下的大略推定：

清旦——日出——食时——莫食——东中——日中——西中——日昳——餔时——下市——舂日——日入——黄昏——人定——夜半——鸡鸣

两汉的分段纪时材料，见诸《淮南子·天文训》、《汉书》、唐代王冰所编《黄帝内经素问》以及汉简等。

《淮南子·天文训》根据太阳的出入将一天分作十五时，为晨明、朏明、旦明、蚤食、晏食、隅中、正中、小还、餔时、大还、高舂、下舂、县车、黄昏、定昏。此十五时疏于夜间的纪时。高诱注：“自旸谷至虞渊，凡十六所”，似乎《淮南子》十五时，也是本之于十六时制。劳榦先生云：“淮南子之十五时名则含义深蕴，显然为文人术士所创，非家人闾里所能行。”[50]此说甚是。

《汉书》中的纪时材料，据陈梦家先生的整理，有晨时、旦明、日出、蚤食、日食时、日中、餔时、下餔、昏、夜过半、鸡鸣等十一个时称。[51]不完全。

《黄帝内经素问》保存有西汉分段纪时制的材料，有大晨、平旦、日出、早食、晏食、日中、日昳、下餔、日入、黄昏、晏餔、人定、合夜、夜半、夜半后、鸡鸣等时称，为十六时制。

居延汉简为西汉武帝太初年间至东汉明帝永元年间之物，前后延续时间约二百年左右，有关的纪时材料，以陈梦家先生的整理最为详尽，共得晨时、平旦、日出、蚤食、食时、东中、日中、西中、餔时、下餔、日入、昏时、夜食、人定、夜少半、夜半、夜大半、鸡鸣等十八个时称，他认为汉代官方有可能实行十八时制。[52]

对于陈氏十八时制的意见，于豪亮先生根据秦简《日书》甲种的十六时，主张秦汉民间普遍使用十六时制，又证以《论衡·说日》“五月之时，昼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昼十分，夜六分……岁日行天十六道”。[53]陈久金同志认为，汉简夜少半、夜半、夜大半只是夜半的前后时，实际用的还是十六时制。[54]考汉简鸡鸣时有鸡前鸣时（居1920）、鸡复鸣（居1112）和鸡鸣时（居916），大概即上节引《史记·历书》说的“鸡三号”，故谓夜半有前后时之分，道理上也说得通。但不妨说，汉简的十八时是秦汉时代流行十六时制在具体应用中的细化。

今案汉简纪时，达到分级，如：

六月廿三日庚申日食坐五分……日东中六分……（居1992）

西中二分。（居1918）

日入三分。（居963）

而夜少半、夜大半也各自达到分级：

夜少半四分（居1238）

六月戊申夜大半三分，执胡卒□受不备卒缚。己酉平旦一分，付诚北卒良。（居352）

夜大半在夜少半之后，但它们记分并不连接，可见，夜大半和夜少半是相对独立的时段，是从十六时制的夜半时中细分出的两个各自独立的时间单位。值得注意者，上揭第2例“夜大半”属于戊申日，“平旦”明确交待属于新一天己酉日，颇合于《论衡·譋时》说的“一日之中，分为十二时，平旦寅，日出卯也”，可见汉代也是把日界放在平旦之际。

据劳榦先生说，汉简“每时至八分而止，盖逾八分则为第二时”，与传世秦汉晷仪百刻分圆相契合。[55]但劳榦先生是以十二时辰为立论出发点，与汉简所载不合。汉简十八时，每时八分，则有一百四十四分；又若按十六时制计算，也有一百二十八分，均超过了晷仪百刻分圆的度数。李鉴澄同志指出，晷仪是秦汉时人们用以测定方向的仪器，与当时的纪时法毫无共同之处。[56]因此，与其说这种时分与晷仪百刻分圆相关，不如说更接近圭表的刻度。

《三辅黄图》载长安灵台有铜表，高八尺，长一丈三尺，广一尺二寸，题汉武帝“太初四年造”。 1965年5月，江苏仪征石碑村一号木椁墓发现东汉铜圭表，表高汉尺八寸，圭长汉尺一尺五寸，全长共刻十五寸，每寸十分。[57] 圭表可以测量、标定和比较日影的周日变化而知道时间。[58]陈遵妫先生说：“不难想象古代人，…… 白天根据日影，夜间根据帝星测定时间。即《周礼·冬官·匠人》所谓：‘昼参诸日中景，夜考之极星’。”[59]两汉时圭表的圭部十五等分，每等分十分，凡一百五十分，无论汉简十八时还是十六时制的时分，均可纳入这一刻度的范围之内。但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总之，汉简纪时达到分级，固然出于实际纪时日趋细密的需要，也与凭籍仪器为之依据分不开。

晋代至六朝，是分段纪时制向广泛采用十二时制的过渡期，秦汉之际只在少数历法家之间使用十二时辰之制，至此得以形成主流。晋杜预以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夜半、鸡鸣等十二时，解说《左传》昭公五年“日之数十，故有十时”，其实反映了晋代十二时制的流行情况。晋时范汪《治鬼疟方》，记有十二时段鬼作祟，其十二时依次为平旦、食时、禺中、日中、日跌（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夜过半、夜半、鸡鸣。[60]与杜预十二时说大体相同，唯少“日出”一段而另增出“夜过半”一段。约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产经》佚文《相子生时法弟十》，有十二时段与占测生子吉凶文，谓“夜半生子，男富女强。鸡鸣生子，男宜为吏。平旦生子，男女皆富。日出生子，富乐保财有成名。食时生子，见苦多贫；一云大富吉。禺中生子，男贵女吉。日中生子，秩二千石，女富。日昳生子，男贵女富，大吉。晡时生子，宜价市，吉。日入生子，多病贫苦。黄昏生子，可寻之。人定生子，苦相，贫；一云多恶奸”。[61] 所言十二时制与杜说同。十二时制的流行是以十二时辰之制为背景的。晋简有卯时、申时，[62]表明同时流行十二时辰之制。

六朝时十二时制与十二时辰之制相结合，见罗振玉氏得自日本江户书铺的唐写本《卜筮书》，[63]有平旦时、日出时、食时、巳时、午时、未时、晡时、日入时、黄昏时、人定时、夜半时、鸡鸣时等十二称，十二时制的时称已与十二辰相混用了。

唐代民间十二时制和十二时辰之制并用。敦煌曲白侍郎作十二时行考文云：“夜半子，鸡鸣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时辰，隅中巳，正南午，日昃未，晡时申，日入酉，黄昏戌，人定亥”，[64]即是一份十二时制和十二时辰之制的对照表，十分规范。而唐代官方实行漏刻之制，自有其形成史，不在讨论范围，兹不俱述。

分段纪时之制，早期主要基于太阳的周日视运动与地面上的投影变化，有其不稳定性的因素，殷代不均匀的分段纪时制度，即是那一时代的产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知识的进步，人们对于时间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原有的纪时方法不断作出修正，淘汰其不合理或不适应实际生活习尚的部分，或改进纪时的形式，或增加新的内容。殷代的大小食和大小采几组时称，后世不见，相反，汉代的早食、食时、夜食等时称也不见于殷代，这正是异代三餐制社会生活习俗之使然，时代不同，纪时的内容亦不同。殷代日中三时称是由原始圭表测度日影为之准则，时间比较恒定，并有可能达到分级。秦汉之际流行十六时制，各时段基本恒定，而两汉更从十六时制细分出前后不同的小时间单位，纪时精细到分级，它可能与当时圭表测影精度的提高是相适应的。这些均说明了分段纪时制在中国古代历史沿用中，是有着调整充实、变革更新而使之适应时代发展的积极机制的。

今制中国古代分段纪时之制一览表，附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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