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后的甗

甗铭文照片

董珊博士所作甗铭摹本

最近，孙庆伟先生著文，介绍了从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114出土的经过修复的韦甗（《从新出韦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文物》2007年1期）。该甗器壁铸有铭文7行，行8字（因盗墓破坏，致甗壁受损，铭文有多处缺失），记载了正月周王令韦出使于繁、赐贝一事。铭文以十二月王令南宫伐虎方，作为纪年。

案西周早期金文，以某事纪年是比较特殊的惯语。它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周公子明保执政时期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这类铭文还有一些重要特征，如铭文末常缀以族徽。还有在纪年之事中所出现的人物，地位通常都很尊贵，不是周王便是重臣，器主的地位、行事往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一现象，在田齐“陈某立事岁”金文中也能看到。

孙庆伟先生根据唐兰先生对周昭王时代铜器铭文的清理结论，结合中方鼎“唯王令南宫伐反荆方之年”的记载，将韦甗的年代断在昭王晚年，这应该没有太大的疑义。但孙先生根据名、字相应的原则，从训诂的角度推断器主韦就是晋侯燮父，这一点值得商榷。

因为，据朱凤瀚先生对尧公簋所作的研究（《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3期），晋侯燮父即位应在成王廿八年以前。即便存在“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今本《竹书纪年》），康王廿八年始得王命为晋侯的可能。那么，到昭王末年，燮父在位已久，非壮即老。

如果昭王令晋侯燮父出使某地，其事当非同一般。但韦甗铭文记载王命韦出使于繁一事，可以说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还不如中方鼎、中甗所记中的行事。甚至连宾赠品物都没有，是目前所见到的西周出使类金文中最为简易的一例。这与燮父的地位，根本无法匹配。

因此，单凭该甗出土于晋侯墓中，而与晋侯相比附，未免失之简率和附会。

丁亥正月初七写于华亭

丁亥立夏后六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