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高宗肜日》的原初文本訊息蠡探

发表于2016年-9月-20日  0条评论 

《尚書·高宗肜日》的原初文本訊息蠡探

——兼談歷代《高宗肜日》篇研究的主觀色彩

王一凡

河北師範大學考古學系

摘要:《尚書·高宗肜日》篇歷代學者對其考證注釋頗多,但旁徵博引、駢枝繁雜、臆測附會、網羅異說者不在少數。我們不妨暫且擱置各家注疏,從原初文本入手,汲取其能夠提供給我們的研究商代歷史和祭祀的單純訊息,並結合考古出土甲骨卜辭及青銅器紋飾,對這一事件進行具象的形象解釋,從而探討《尚書》記載此篇的歷史寓意。這對於正確認識《尚書·高宗肜日》篇的原初面貌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高宗肜日 文本訊息 青銅器紋飾 甲骨卜辭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arguments about the Chapter “Gaozong rongri” in Shangshu during a long time. However, the most of them are complicated superfluous, farfetched to speculate and snaring heterodoxy. We might as well put aside the theories of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s.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on the appearance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 Dynasty. Combined with archaeological unearthed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bronze, figural imag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event, so a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Shang Dynasty. It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e Chapter “Gaozong rongri” in Shangshu.

Keywords: “Gaozong rongri” in Shangshu; Text information; Bronze ornamentation; oracle inscription

一、序論

《高宗肜日》是今文《尚書·商書》中的一篇,該篇原文短練,共計八十二字,但卻是研究商代歷史的重要材料,歷代學者對其考證注釋頗多,但主觀意念的加入以及立足於邏輯關係的非實證主義思維使得《高宗肜日》篇融入了本不屬於原始文本的訊息,這反而使《尚書》中此篇的原初面貌複雜化。

後世注釋者的旁徵博引、駢枝繁雜、臆測附會、網羅異說,無疑增加了通讀和理解此篇的難度。故本文將對《高宗肜日》篇進行文本的還原,排除歷代學者災異說[]、凶兆說[]、新舊祀制鬥爭說[]等諸家釋解的干擾因素,並結合考古出土文物對這一事件進行具象的形象解釋,從而探討《尚書》記載此篇的歷史寓意。

二、《高宗肜日》的研究歷程評議

《高宗肜日》為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的第七篇;古文《尚書》四十六篇的第十八篇[]。依今文,全篇正文共計八十二字,抄錄如下: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尼。”

對於《高宗肜日》篇全文僅八十二字的校詁釋訓,歷來受到諸家的關注,可謂汗牛充棟。餘以為此過於龐雜,梳理之工甚難。為便於後文的論述,方便筆者闡明單純的文本訊息,將其歸納之後,分為三個主要方面:

①開篇“高宗肜日”四字,各家意見不一。“高宗”系商王武丁的廟號,其證多見。“肜”音冗,為商時祭名。《孔氏傳》雲:“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 《爾雅· 釋天》載:“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複胙。”而吳其昌先生《殷虛書契解詁》、董作賓先生《殷曆譜》則謂肜為“伐鼓而祭”。“肜”在殷甲骨卜辭中也十分常見如“甲申蔔,貞,王賓大甲,彡日,亡尤?[]” “彡日”即“肜。”

至於高宗是主持祭祀者還是被祭祀者,歷來有很大爭議,從戰國時代至宋代以前的學者都認為高宗是主祭者。《史記·殷本紀》謂“帝武丁祭成湯” 。直到金履祥《尚書表注》始認為高宗是被祭祀者,雲:“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雄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王國維先生于《高宗肜日說》[]中,根據卜辭“肜日”前的先祖名皆是被祭者的辭例,認為“高宗肜日,乃是祖庚祭高宗、此篇當作于武乙之後、祖己即孝己。”近來李學勤先生又提出了一些懷疑意見,認為卜辭和金文“肜日”的辭例與“高宗肜日”不完全相合,推斷“高宗”不是主祭者[]。而隨著上博簡《競建內之》篇的問世,這一問題似乎又有了新的解釋[]

②“越有雊雉”的爭議則在於此物為何觸發了祖己的勸誡。《說文·隹部》: 雊、雄雌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雄其頸。[]”據《書序》的傳文稱這一現象為“ 耳不聰之異”,釋此為引發祖己勸誡商王改革祭祀制度言辭的原因。這種關聯其實源自于上古殷商時代盛行的以雉鳴為災異的“鳥占信仰[]”。李學勤先生認為“蓋雉當鳴而鳴不為災,不當鳴時而鳴恐有災禍。[]”《高宗肜日》中祭祀時雉鳥鳴叫應是不當鳴而鳴,故應視為災禍。而這是否符合原初文本對於此事件的記載,後人對其災異現象的解釋是否有主觀臆測之嫌,這是值得商榷的。

③《高宗肜日》主旨也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從漢代起學者們就試圖對此進行解釋,但說法眾多。餘以為均是立足儒術的射覆之說。二十世紀以來,學者們企圖從新的角度對主旨進行解釋,但大多也局限在吉凶兆象上。《史記·殷本紀》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響……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尚書大傳》載:“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間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發重譯來朝者六國。[]

近來有學者提出《高宗肜日》篇體現了商時君臣之間的陳諫方式[]。李雙芬則是提出此篇為殷商後期王權合法性建構的體現[]。王暉的解釋有獨闢蹊徑的意味,其論述考察了商族鳳鳥圖騰的原型,探索了殷商時期雉鳳圖騰崇拜與殷先公先王的關係,分析了雉鳳圖騰崇拜的文化意義,給出了“商族圖騰崇拜為雉鳳的解說[]”。

總之,《高宗肜日》篇雖有歷代諸家傳注解釋,但如今仍難讀如故的原因,究其根由,存在於:一方面的確如楊筠如所雲:“《尚書》非一時之作,其中方言非一代可目亥,然皆遠出先秦,詞多雅古,自昔苦其詰屈,績學未能精知。[]”另一方面,則在於後世注者的臆測附會和網羅獨特奇異之說。余認為釋讀《高宗肜日》篇的根本,在於對原初文本的單純釋讀與情境的還原,在理通基本訊息的前提下,將重點再放在與歷史事實的相互印證上進行必要的辨析,去偽存真,勘謬校誤。

三、《高宗肜日》篇的文本與空間定位

為了從文獻和事件發生地點上對《高宗肜日》篇進行文義及與其他篇目關係上的考察,在此本文對其進行文本及空間上定位。

(一)文本定位

《高宗肜日》篇在今文《尚書》中前有《盤庚》篇,後為《西伯戡黎》篇,相傳還有《高宗之訓》篇於其後,現已散佚。餘以為,若想理清《高宗肜日》篇在《尚書》中的位置及事件發生的前後關係就必須對其所在的文本位置進行分析。

《高宗肜日》篇被《盤庚》與《西伯戡黎》二篇相夾,《盤庚》篇主要記敘了盤庚遷都對“眾”與“民”所發佈的談話與命令。範文瀾先生認為:“《盤庚》三篇是無可懷疑的商朝遺文(篇中可能有訓詁改字)[]”《高宗肜日》篇位於其後,則《高宗肜日》篇事件的發生年代應為盤庚之後的某位商王。

《西伯戡黎》篇則記錄了“西伯[]”征伐黎國之後,殷商大臣祖伊向紂王面陳時局危機,然而紂王拒不納諫,祖伊喟歎殷商大勢已去的事件。雖然對於西伯為何人學界並未達成統一意見,但此時的商王為帝辛是可以確定的。

顯而易見,此二篇為商代史事,則《高宗肜日》篇位於此中,毋庸置疑也應與其二者在時代上有先後承接關係,《高宗肜日》篇中的商王應為盤庚遷殷後至帝辛亡國之間的某一位王,且《高宗肜日》篇所載事件發生于商代是存在可能概率的。

(二)空間定位

如上文所定位的時代,《高宗肜日》這一事件則發生在商代晚期的都城今安陽地區。經過20世紀20年代陸續展開的考古發掘已經確定今安陽洹河南北兩岸為商代晚期都城“殷”。殷墟科學發掘工作不僅為我們再現了以小屯村北、洹河以南的 54 座宮殿宗廟基址和洹河北岸侯家莊的14座殷王室陵墓為核心殷晚商都城標誌性遺跡,也發掘出殷墟王陵區成片的祭祀場。在乙七基址前和丙組基址上及附近、54 號基址附近也有祭祀祖先和社壇的遺跡[]

因此,從時間與空間上看,“高宗肜日”是發生在商代晚期,盤庚遷殷之後,安陽地區的一件在肜祭過程中,雉鳥雊而越出,祖己訓誡商王的事件。

四、《高宗肜日》篇單純的文本供給訊息

考察整篇文本,讀者能夠獲得的明確訊息其實僅有如下四點:

1、從“高宗肜日”可知,武丁之後的某位商王在某一天對高宗進行“肜”祭。

2、從“越有雊雉”可知在肜祭的過程中有一隻雊雉越出於祭禮的場合中,至於越於何處,我們並不能從文本中知曉。後世學者之推測甚多,但原初文本並未提供雊雉所立何處的訊息。

3、在雊雉越出後,祖己先說了這樣一句話:“惟先格王,正厥事。”

4、之後便對商王進行了訓誡,至於原因,其實原初文本並未記錄,讀者僅可以知曉訓誡的內容為:“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尼。”

而學界目前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對此八十二個字進行了繁複的解釋,融入了過多的主觀傾向和邏輯關係上的推測,將商人原本並未表露的意思,附加在《高宗肜日》篇的文字上。主要傾向有如下四點:

1、有學者認為以“肜日”名篇,意在針砭商王在宗廟祭祀上失於節制[]。這種說法在歷代學人的注釋中也屢有出現:孔傳稱“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爾雅·釋天》孫炎注 :“祭之明日尋繹複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義。”等皆認為此篇有“針砭商王”之意。

2、認為雉登鼎耳鴝鳴為異象,喻示高宗失德,有災異將要發生[]。孔穎達注疏雲 :“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之鼎耳而鴝鳴,其臣祖己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

3、還有學者認為祖己在肜祭的典禮上借出現“雊雉之異”,訓勸商王注意行政修德,敬慎民事和祭祀有常。目的是引導商王致力於扭轉商朝的衰敗局面去爭取商朝的復興形勢。[]

4、把祖己誡王“典祀無豐於昵” 認為是對商王祭祀有違常法行為的批評。孔穎達疏詮釋:“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尊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也表達了此意。

然而,我們回顧原初的文本,不難發現,歷代學人所疏釋的內容和觀點,其實大多為一種後世的附加,這增加了《尚書·高宗肜日》篇偏離原初記述目的的危險,導致讀者客觀識別此文的難度大大提高。

五、雊雉形象的甲骨卜辭及青銅器紋飾考證

“雊雉”是“高宗肜日”這一事件中出現的重要的非人為的自然因素。歷來被學者發揮討論,孔傳曰﹕“耳不聰之異。”孔穎達疏﹕“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聰之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後因以“雉雊”為變異之兆。正因此雉的“越”,使祖己藉以訓誡商王。但這些貌似深刻的剝析都融入了強烈的主觀色彩與推斷成分。此外,整個事件中還存在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即雉鳴於何處?何時?《高宗肜日》篇中並沒有說明祭祀時雉鳴所處的位置,這其實給後世學者解釋的空間。雉鳴時是越出始鳴,亦或是祭祀時雉在祭器前鳴叫並且跳到祭祀的鼎,甚至於雉立於鼎上才鳴,這均是值得思量的。其實學界之所以認為“雊雉”是不祥的徵兆,是來自于對商代雉鳥非時而鳴即是災異觀念的認識[]

然而雉鳥鳴叫並非災異的象徵。古代文獻記載雉鳴與物候相聯繫,雉鳴被古人視為物候的象徵。《大戴禮記·夏小正》正月下雲:“正月雷震雉雊。雊也者,鳴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必聞之。何以謂之?雷震則雉雊,相識以雷[]。”其實在商人心目中每年到了適當的時令都應該有雉鳴。那麼易知雉鳥應時令而鳴叫則不為災異的徵兆。雉鳥早晨鳴叫符合其物種的習性,相反卜辭中曾有記載雉晚上鳴叫,在商人看來則是災禍[]。而“高宗肜日”這一事件中,雊雉是當鳴或不當鳴,並沒有十足的證據做出論斷。

(一)甲骨卜辭所見雊雉形象

對於“雊雉”具體形象的探討,目前看來仍有不夠充分之處。“雊雉”的具體形象,其實可從出土遺物中所見商時鳥的形象獲得有效的訊息。能夠提供最貼切訊息的是《合集》所錄18341“□□蔔,爭貞,令亳甯(賈)wpsC310.tmp鬯。” 田倩君先生認為此片甲骨與《尚書·高宗肜日》篇“越有雊雉”事有密切關係[]。推測此片甲骨是《高宗肜日》的寫真。這個圖畫下為一貝或一鼎的形象,其上為一立鳥形象,整幅圖畫表示的似是雉鳥升鼎的情景。反觀此篇卜辭的主要內容是貞問由亳地之賈獻香酒祭祀雉鳥升鼎之事,至於鳥在此為何意,餘以為不便做過多猜測。其實雉鳥于商王祭祀時來到,應有一個過程,其鳴叫著來到祭器前,隨後飛到鼎耳鳴叫,雖近於合理的推斷。如戰國竹簡《競建內之》和此片卜辭描述的都只是鳴雉到來的一個場景[]。 但是否這種場景就代表著“不吉”,仍是需要存疑的。

(二)殷商青銅器紋飾所見雊雉形象

關於青銅器上鳥紋的研究,,國內外的學者都做過不少工作。國內則始于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花紋一章,此章中將鳥紋分為鳥紋、鳳紋兩類共十二種型式[]。鳥紋通行于商及西周,商代的鳥紋身短,垂尾;西周的鳥紋身長,尾多上卷。鳳紋則始于商末。

鳥紋是青銅禮器作為祭祀之器溝通人神的重要媒介,商人以玄鳥為祖,祖神合一的觀念導致了以鳥紋擔當這樣的功能,故以鳳鳥紋為主題的紋飾的大量出現,其實是“越有雊雉”的精神層面的產生土壤。

《左傳·宣公三年》載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枚,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成天休。”根據這段文字我們可知:夏時人們就把物的形象鑄在鼎上的行為,其目的使人知道哪些物是可以“協於上下”[]。而鳥紋在殷商青銅器上的大量出現,與《左傳》所記同理,是一種把物的形象鑄在青銅器上的行為,而最初物的形象則存在對“越有雊雉”此類事件場景還原的概率。

陳公柔先生研究發現最早出現于殷代銅器上的鳥紋是一種小鳥紋,這種小鳥紋常常以寬頻狀的形式飾於器物的頸部、肩部[]。例如小屯五號墓所出的婦好偶方彝、中柱盂、婦好方鼎、亞啟方彝等器上都在器的肩部和蓋上飾有小鳥紋,傳世的銅器中,美國弗里爾美術館收藏有一件大口尊、英國塞奇威克收藏的一件方彝、日本《白鶴撰集》著錄的一件鳥紐蓋方卣等器上都有此式鳥紋,據傳方卣為三十年代彰德府殷墓所出,時代約與婦好墓相近。小鳥紋大都無冠羽,喙呈鉤狀,翅上翹,腳前伸,尾羽弧而下垂,末端平齊。而這種小鳥紋與雉所指之物均為體格較小的飛禽一類的生物。二者之間的聯繫,可以理解為具體物象在青銅器紋飾上的表現。

從鳥紋所表現的意義來看,鳥紋展示的並不是一個神秘世界,而是一種確然發生過的現實場景在青銅器上的抽象展現。作為祭禮中由天而降的“飛來之物”,雊雉也可能會以青銅器紋飾來表現,與《高宗肜日》篇的文字一樣,一同被記錄了下來。

六、澄清文本,走出泥淖

綜上所述,《尚書·高宗肜日》篇能夠供給的訊息,如果從實證主義出發,應陳述為:武丁之後的某位商王在某一天對高宗進行“肜”祭。在肜祭的過程中有一隻雊雉越出於祭禮的場合中,雊雉越出後,祖己對商王進行了訓誡。除此之外,其餘論述未嘗不是歷來諸家穿鑿附會的層累。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綜合《尚書·高宗肜日》篇行文記事之方式,餘以為,《尚書·高宗肜日》篇所記載的訊息應是確實發生過的殷商史實。不過我們不妨暫且擱置各家注疏,從文本訊息上汲取祛魅之後此篇所能夠供給我們研究商代歷史和祭祀的材料。並以此為日後研究的出發原點,那麼將有利於學界突破當前的些許泥淖,獲得《尚書·高宗肜日》篇蘊含的重要歷史訊息。此外,甲骨卜辭、傳世文獻、青銅器紋飾勾勒的具象亦或抽象的圖案訊息也是值得深思的借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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