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豐」字構形試釋(蔡哲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蔡哲茂
一般認為甲骨文「豐」字有三種構形,第一種為從「壴」從二「亡」,如:[1]
(《合》16084)、
(《合》17513)、
(《合》18592)、
(《合》6068)、
(《合》3774)、
(《合》22290)、
(《合》24610)
第二種為從「壴」從二「木」,如:
第三種為從「壴」從二「玉」,如:
(《合》14625)、
(《屯》1255)、
(《合》32536)、
(《合》32557)、
(《合》34609)、
(《懷》1586)、
(《合》27460)、
(《花東》501)
黃德寬主編的《古文字系譜疏證》主張上舉諸字皆為「豐」字,其說如下:
《說文》釋「─滿」,乃引申義,─異體或作,从壴,木聲(从二木亦求其對稱)。木,明紐侯部;─,滂紐東部。滂、明均屬唇音,侯、東陰陽對轉。金文─始从壴,丰聲(从二丰亦求其對稱。《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有
,丰之繁文)。─或从艸,乃从林之省。或說,从林及从艸之─,乃「─我」之─的本字。─或作
,亦从二亡之變易。戰國文字或作
乃
之省易。─、豊有別,亦易混,參豊字。[2]
黃氏所論詳密,然透過音韻上的通轉來證成其說,似未必準確。所謂「丰聲」的觀點亦可商榷,豐字事實上並不從丰。此外,《說文.豐部》曰:「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從古文字來看,「豐」字亦不從「豆」,學者已有辨明,如裘錫圭指出:
《說文.豐部》:「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從古文字看,《說文》的解釋是錯誤的。甲骨文「豆」字多作等形。「豐」字應該分析為从「
」从「
」,與「豆」無關。他所从的
跟「鼓」的初文「壴」十分相似。結合卜辭所反映的豐和庸的密切關係來考慮,可以斷定「豐」本是一種鼓的名稱。周代金文有
字(《金文編》174頁),構造與「鼓」字相類,象以手持物擊豐。這也是豐之本義當為鼓名的一個佐證。「豐」字古多訓「大」,據此推測,豐應該是大鼓。這可以從「豐」字的異體得到證明。……至於「豐」字為什麼从「
」,還有待研究,也許這表示豐是用玉裝飾的貴重大鼓吧(編按:《屯南》2346有「其品亞,叀玉豐用」一辭,又441的一組卜辭裡有「
玉壴」之文)。
庸是大鐘,豐是大鼓,所以它們才會時常並提。《詩.大雅.靈臺》「賁鼓維鏞」,以賁鼓與鏞並提,賁鼓也是大鼓。[3]
林澐則認為:
豊字原先確係从壴从無疑。進而上溯商代甲骨文,从
从壴之豊字習見,所从之
雖有
、
、
、
、
等形,然與豐之作
、
等形截然有別,這是很容易辨識的。豊字何以从
从壴?這是因為古代行禮時常用玉和鼓。孔子曾感嘆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這至少反映古代禮儀活動正是以玉帛、鐘鼓為代表物的。……綜上所述,豊豐二字雖均从壴,但豊本从
,豐本从
,在先秦古文字中已得到證實。而且,豊是會意字,豐是形聲字,不顧豊豐二字在形、音、義三方面的明顯區別,而把二字混為一談,肯定是不對的。[4]
根據上說可知,裘錫圭認為「豐」、「豊」同字,林澐則認為从「」从「
」有別,也就是認為「豐」、「豊」不同字。近來同仁李宗焜針對此主題也進行了探討,他在肯定裘說的前提之下認為:
更從丰之其它古文字來看,甲骨文丰字作「」、「
」,金文作「
」,其下部从
或
,而豐之所謂「
聲」所从均作
或
,絕無作
、
者,則其是否从丰便不無可疑,是否从聲亦值得再討論。[5]
並提出了此二字屬於「同形異字」的結論:
我們認為豐,豊之从或
,都是鼓上的玉飾,其字原本同形,以「飾玉之鼓」為其初文朔義,必欲隸定則何妨作「
」。至其「因鼓聲宏大充盈故引申而有大、滿等義」,遂為豐;因鐘鼓本為禮樂之用,遂因鼓形而聯想為禮。豐滿、禮節為如徐灝所說「義屬於虛」,故取義於「有形可象」的「
」。此字形體原本無截然劃分,只是前人無「同形異字」的觀念,見其形體相同,遂謂其同字,而不問其音之絕遠;另一方面則因其音異而否定「同字」之說,緣於未知「同形」之實質現象,所有紛拏皆因此而起。今以「同形異字」(異字自可異音)說之,可以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6]
李說指出金文「豐」字所從「」應該是一種裝飾,而非聲符,這顯然是正確的,然此裝飾是否為玉飾,則需要再做商榷。要如何對甲骨金文「豐」字結構做出更合理的詮釋,撇開「豐」、「豊」二字分合的相關問題來看,我們認為在文字構型的分析上還有進一步檢校的必要,尤其是影響學界很大的「豐是用玉裝飾的貴重大鼓」說法受到大部分學者接受,卻經不起深入推敲;本文以下即試舉淺見供學界參考。
裘、林二先生以及同仁李宗焜無論在論點上具有部分差異,仍都將「豐」字所從的「」諸形看作一種玉飾。但事實上從現有考古與傳世結果來觀察,我們無法在出土銅鼓及相關音樂文物上看到任何玉飾的痕跡,如山西陶寺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木鼓、史語所挖掘安陽殷墟1217大墓黿鼓、湖北崇陽汪家嘴馬鞍形紐銅鼓,以及傳世商代晚期雙鳥紐銅鼓等,均不見有玉裝飾的現象與伴隨出土紀錄,若當時的確運用玉器作為大鼓的裝飾,應該會有明顯的出土遺存。[7] 由此看來,僅根據字形上的
、
、
等所謂的「玉」形便進一步推論豐是以玉裝飾的大鼓,事實上是缺少說服力的。
以安陽殷墟1217大墓黿鼓為例,此物原考古報告稱為木腔皮面鼓,其出土位於該墓墓道上,與石磬、木架殘骸同出,已受泥土侵入,基本上僅存輪廓外型、單邊鼓皮與裝飾物。據考古觀察周邊殘存物件與裝飾物,僅有麻龜片、蚌嵌片、石嵌片,未見任何與此鼓相關的玉製物品,[8] 可知至少在商代,貴族陪葬的大鼓,未必能斷言為皆裝飾以玉器。
附圖: 1217大墓木腔皮面復原想像圖(《侯家莊第六本1217號大墓》插圖九,頁26)
事實上,從古文字形體分析、傳世畫像、出土考古實物等面相來綜合觀察,本人認為豐(豊)字所從之、
,如李宗焜所論並非作為聲符來標誌豐的音讀,而很可能是另一類裝飾物的象形。在金文中,我們可以列舉許多字例如下:
(
鐘)、
(右小臣豐卣)、
(申簋蓋)[9]
其實所謂的、
等所謂「玉飾」,應即經由
等形訛變形體所致,古人常為求刻寫方便而簡易文字形體。如雪字姜林母簋作「
」,《說文》小篆作「
」,亦將「
」拉直成「
」;[10] 甲骨金文豐或从
,或从
,是較為原始的寫法,所象皆為大鼓上的裝飾。而從文獻以及出土文物來看,此種裝置於鼓上的裝飾物,應該是後世稱之為「羽葆」的鼓飾,或加流蘇於尾部,或加幢蓋於立柱之上。而以「羽葆」作為裝飾的,即為後世所稱之「建鼓」。羽葆最初很可能僅是使用較修長的鳥類羽毛作為建鼓之裝飾,
、
左右對稱歧出的筆劃應是鳥羽對生的原始象形,這從甲骨文中「鳳」字尾羽寫法可以清楚了解;隨著時代演進以及美觀的需求,「羽葆」才開始使用布帛等絲織品,取代了原始的使用方式。
這種帶羽飾的建鼓形,最早見於河南汲縣山彪鎮戰國一號墓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鑒」:[11]
類似圖形在漢畫像石所見更多,如南陽縣英庄M4墓出土畫像石「雷公」、[12]
「鼓樂」、「鼓舞」:[13]
後代的羽葆也有演變為較為繁複者,如流蘇一般,不限於兩條,如沂南古畫像石墓畫像:[14]
出土文獻方面,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墓曾出土樂簡十八枚,簡9釋文:
建鼓一,羽栓卑二,鼓者二人操搶。[15]
王貴元曾指出:
按,「栓」原形作,此是
字。羽
疑即羽翿,
,書母魚韻,翿,定母幽韻,聲類同為舌音,韻部旁轉。《經籍籑詁·號韻》:「《禮記·雜記》『匠人執羽葆禦柩』,《周禮·鄉師注》作『匠人執翿以禦柩』。」南朝梁王筠《昭明太子哀冊文》:「羽翿前驅,雲旂北禦。」據漢代畫像石,建鼓鼓上一般裝飾有羽葆,如河南方城東關畫像石所刻大型建鼓,鼓頂飾一羽葆,沂南畫像石的建鼓,鼓頂有羽葆和旒蘇。
「卑二」,指建鼓上裝的兩面小鼓,據漢代畫像石,建鼓上常設小鼓,如南陽漢畫像石的建鼓,兩側鼓面下各設一小鼓。「卑」假為「鞞」,《詩經·周頌·有瞽》:「應朄縣鼓。」鄭玄注:「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文選·丘遲〈旦發魚浦潭〉》:「鳴鞞響遝障。」李善注引《字林》:「鞞,小鼓也。」簡一四「大鼓一,卑二」,「卑」所指同。
「搶」原形作,此是抱字,其右旁「包」的寫法,與簡七五、八0的「鮑」和簡二三五的「炮」的右旁寫法相同。「抱」假為「枹」,《說文·木部》:「枹,擊鼓杖也。」
如此則簡九應標點為「建鼓一,羽(翿)
,卑(鞞)二,鼓者二人操抱(枹)。」[16]
建鼓和羽翿紀錄於同一簡上,清楚可見西漢早期貴族視羽葆為建鼓的重要配件。
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銅鼓座有銘文「鼓」二字,前字發掘報告釋為「建」,[17] 殷滌非隸定為「雋」,讀為「晉」,曰:
青銅鼓座上為何鼓,有說為「建鼓」,認為它和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相同或相似。有說是「雋鼓」,謂字從佳、從、從土,并指責許慎《說文》雋自之形義均誤云:「雋字當從
,義為俊美,篆作
,乃
之偽變,此銘字下從
從土,乃坰字之變體,字假為晉。」二說孰為正確,今將曾侯乙墓「建鼓」和九里墩墓「雋鼓」各作一復原示意圖(圖二及圖一),以資比較,亦可知其梗概。[18]
何琳儀則釋作「隼」,曰:
「隼鼓」,以其鼓架上有鳥形裝飾而命名,文獻音轉作「晉鼓」。凡此尚須今後出土實物進一步驗證,志此僅供考古工作者參考。[19]
以上均為建鼓相關重要參考。由此可知,「豐」字初文構形實象以羽葆裝飾之建鼓,可能並非是「用玉裝飾的貴重大鼓」。此外,針對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一文中對「鏞」字的觀點,唐健垣曾表示:
1983年裘錫圭氏鑑於卜辭每言「置」、「奏
」,認為必是較大型(否則不必言置)之樂器;裘氏相信此字从庚从用,故定為說文之
字(庸),其結論是庸即古之鏞字,,解作大鐘,並引陳夢家之意見說鏞即商代之大鐃,乃口向上,甬柄向下植於座之大鐘(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三年第二輯六十七至七十一頁)。
我亦認為是庸字,近年出土之中山王鼎「寡人庸其德、嘉其力」,字作
,其下从
,確是用字。不過裘先生認為字象大鐃植於座,我則認為是象建鼓植於座,這是截然不同的分析。[20]
唐健垣指出字象建鼓之形的觀點,來自於將所从之「庚」釋作某種有飾物的木腔雙面小鼓的見解,「庸」字肯定不是後代的青銅大鐘,也不是「鉦」或「句
」之類的青銅器,然此觀點在字形上見仁見智,欠缺考古實物證據,也與目前可見之傳世建鼓畫像資料迥然不類,所以本文在此一併提出,供學者參考。
【結語】
金文「豐」字的構形,不論所从為、
、
,鼓上的都應該都是「羽葆」之形。至於為何从雙木之「
」,或許是「
」下部的斜劃倒錯所置;相同構形上的例證如「折」、「析」二字偏旁的演變。漢畫像磚中羽葆一般是兩個,也有四個、六個、甚至多個如流蘇般,非常繁複,可參山東沂南「建鼓」圖。從字形上來推測,建鼓「羽葆」最初很可能僅是使用較修長的鳥類羽毛作為建鼓之裝飾,隨著時代演進以及美觀的需求,「羽葆」才開始使用布帛等絲織品,取代了原始的使用方式。
羽葆裝飾於建鼓之外,由上至下,左右對稱,「鐘」的
字是比較寫實的寫法。而在金文中常可見到「
」作為擊鐘的狀聲詞,從其字結構來看,所表示的應是一種與鼓聲特徵類似,低沉渾厚的聲音。
裘錫圭根據文獻推測甲骨文中的「豐」本指大鼓,本文認為其所指大鼓應該正確無誤,但若以後世專名而言,應即後世所稱建鼓,其認為用玉飾的貴重大鼓之意見,恐怕有待修正。本文論證豐字上部為「羽葆」之形的觀點,從圖像如水陸攻戰圖、漢畫像以及文字演變情況來印證,應該可以成立。
附圖:人形饕餮紋雙禽飾銅鼓(《新修泉屋清賞圖錄》圖64,頁125)
[1] 以下所引「豐」字甲骨文字形採自劉釗、洪颺、張新俊編纂:《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頁293-294。
[2]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系譜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2月),頁1240。
[3]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頁200。
[4] 林澐:〈豊豐辨〉,《林澐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5-6。
[5] 李宗焜:〈從豐豊同形談商代的新酒與陳釀〉,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主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年6月20-22日),頁6。按,容庚較早已提到「豐,金文醴之偏旁形與此同,與豊為一字」參《金文編》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7月),頁331;此說可與裘、李觀點相映證。
[6] 李宗焜:〈從豐豊同形談商代的新酒與陳釀〉,頁7。
[7] 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頁2-4。
[8] 梁思永遺稿,高去尋補編:《侯家莊第六本1217號大墓》(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68年7月),頁24-27
[9]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10月),頁578-580。
[10] 相關討論可參蔡哲茂:〈說「」〉,《第四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壢:中央大學,1993),頁81-96
[11] 見於〈水陸攻戰紋鑑〉部分,史語所展品圖錄製作小組編輯製作:《來自碧落與黃泉》(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2年6月),頁93。
[12] 南陽漢代畫像石編輯委員會編:《南陽漢代畫像石》(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圖版140。
[13] 《南陽漢代畫像石》,圖版468、473、474、475、476
[14] 南京博物院、山東省文物管理處編:《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9月),圖版88。
[15] 何介鈞主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7月),頁48。
[16] 王貴元:〈馬王堆三號漢墓竹簡遺策釋讀補正〉,發表於「簡帛研究」網站(http://www.jianbo.org/
admin3/html/wangguiyuan01.htm,2012年6月8日。
[17]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頁234。
[18] 殷滌非:〈九里墩墓的青銅鼓座〉,《古文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6月),第14輯,頁28-29。
[19] 何琳儀:〈九里墩鼓座銘文新釋〉,《出土文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0月),第3輯,頁71。
[20] 唐健垣:〈釋唐〉,《金祥恆教授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台北:金祥恆教授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編輯小組,民79年7月),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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