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刻辞”研究新证

发表于2013年-4月-20日  0条评论 

【作者】黄国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讲师)

编按:本文原刊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编的《出土文献》第三辑,第78—87页。此次刊载时,增加注【19】。

自19世纪末始,甲骨的发现迄今已达15万片以上,[①]在这十数万片甲骨中,还很少有一版甲骨能像“家谱刻辞”那样受到学界研究的高度重视。由于“家谱刻辞”的真假涉及到商代的继承制度、亲属制度、社会形态等重要问题,意义重大,因此长久以来都是学界专家关注的焦点问题。

“家谱刻辞”收于《库方》1506,今又见录于《英藏》2674(图一),现藏于大英图书馆,是研究商代家族制度的宝贵资料。其文记:

兒先祖曰吹。

吹子曰clip_image002

clip_image002[1]子曰clip_image004

clip_image004[1]子曰雀。

雀子曰壹。

壹弟曰启。

壹子曰丧。

丧子曰养。

养子曰洪。

洪子曰御。

御弟曰clip_image006

御子曰clip_image008

clip_image008[1]子曰clip_image010[②] (《英藏》2674)

关于它的流传、真伪及诸家看法,胡厚宣曾在《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问题再商榷》一文中已有详细介绍。[③]大致说来,董作宾、郭沫若、容庚、唐兰、胡厚宣、金恒祥、严一萍、齐文心等先生都认为是伪刻,而陈梦家、张政烺、朱德熙、马汉麟、孙海波、于省吾、饶宗颐、李学勤、张秉权、白川静、艾兰等先生则认为是真品。[④]现分别以胡厚宣先生和于省吾先生为典型代表,各举其理由如下:

胡厚宣先生以为《库方》1506的胛骨亦真,而其上所记家谱刻辞为赝品,其理由大致如下:

(1)、这一胛骨没有钻凿灼痕,本非卜辞,不能称“贞”,因为“贞”卜问的专用字眼,不能用于记事刻辞,然胛骨右边却有“贞”字。

(2)、家谱刻辞的“子”是武乙、文丁时的写法,clip_image012是武丁时期的子名,两者拼凑的不伦不类。兒字内多一横笔。

(3)、弟在甲骨文中无作兄弟之义。

(4)、家谱人名或出抄袭,或出杜撰。

(5)、家谱人名都不见殷世系中,又皆无十干日名字样,与卜辞全然不同。

(6)、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金璋氏旧藏Hopkins1110也有类似的家谱刻辞,先在右方领先刻“贞曰”二字,然后自右而左,刻字十三行,除第一行为六字以外,其余的每行皆四字,略称某某祖曰某,某子曰某,某弟曰某。称祖者一,称子者十,称弟者二。除养名与《库方》大骨相同外,其余均不相同。其上部另有四行刻辞,全属杜撰。以此例彼,《库方》大骨亦是伪作。

(7)、胛骨上只一份家谱,其顶端不应有分隔两辞的界线。

于省吾先生则信之不疑,[⑤]并就胡先生的诸点疑问逐一加以解释,其理由大抵如下:

(1)、家谱刻辞出现以前,甲骨文著作只有《铁云藏龟》,出版于1903年,距离甲骨文的发现只有4年,比之家谱刻辞的出现也早不了几年。

(2)、兒字中间多出的横画乃是羡划,这一类在甲骨文中较为常见,不足为奇。

(3)、家谱刻辞中的“先祖”二字,又可见1926年出版的《殷契佚存》第860片,这是作伪者无法见到的。

(4)、家谱刻辞中的clip_image004[2]、雀二人名字写法罕见,只有后出(1948—1953年)的《乙编》69和1548两片才有这样的字。这也是作伪者无法知晓的。

(5)、家谱刻辞中的弟均作从己戈声,为前所未见的初文,非作伪者所能知。

(6)、家谱刻辞中的养字,又见后出的《京津》3006等卜辞,亦非作伪者所能见。

(7)、《殷契卜辞》第209片记:“子曰□,[子]曰clip_image014”,显然亦是一块残缺的家谱刻辞,可知类似《库方》1506的家谱刻辞不是孤例。

后来张秉权在于省吾先生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吹”字的证据。张先生指出《拾遗》13.4片尾甲记有“吹”字,亦是作伪者所不能见得。[⑥]此外,美国学者艾兰先生则从新角度对“家谱刻辞”进行探讨,她利用显微镜技术细致考察了“家谱刻辞”的刻划,认为“家谱刻辞”当属真品,并对它的字体及时代作了推论,认为“家谱刻辞”字体接近clip_image016组、历组字体,其时代当在武丁时期。[⑦]近年却有学者据艾兰先生所观测字体而得出相反结论,以为“家谱刻辞”仍属伪刻。[⑧]

可以说关于“家谱刻辞”的相关研究已经汇集了学界的众多学术名家,且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尽管关于“家谱刻辞”的争论仍未平息,但正反双方都能积极发掘证据,从各个角度加以论证自己的观点。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家谱刻辞”的研究工作,这是非常令人称道的。

上述专家已经讨论过的,笔者将不再赘述。在此,笔者仅就一些此前专家们尚未注意到或注意不够的地方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并就正于方家。

我们的探讨拟从“家谱刻辞”所记末世谱系“clip_image017子曰clip_image010[1]”中的“clip_image010[2]”字入手,这也是长久以来,认为“家谱刻辞”属伪刻的专家用来质疑“家谱刻辞”真实性的重要证据。先来看此前学界对“家谱刻辞”中“clip_image010[3]”的认识:

饶宗颐先生最早以“clip_image010[4]”为“商”字,后来于省吾先生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认为,“clip_image010[5]”为“clip_image018”字(clip_image018[1]即商之繁文),“子clip_image018[2]”二字曾见于《铁云藏龟》(151.1),但“家谱刻辞”为什么改clip_image018[3]clip_image010[6],乃旧所不知。而卜辞中的clip_image018[4],上部作clip_image020clip_image022者习见,其作clip_image024clip_image022[1]形的变体。因此clip_image010[7]clip_image018[5],这也证明clip_image010[8]字不是伪造的,因为作伪者是无法知道字的演变。李学勤先生从其说。[⑨]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对所谓“子商”[⑩]的身份认识却有所不同。饶宗颐先生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在谈及子组卜辞的人名clip_image026时指出,“大英博物院藏骨谱云:‘御子曰clip_image017[1]clip_image017[2]子曰商’,当即此人,疑是子商之父。”李学勤先生赞成饶先生的看法,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家谱刻辞最后两世的clip_image017[3]和商均见于子组、宾组和历组卜辞中。子商有自己的谱系,与商王室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于省吾先生则认为“家谱刻辞”中“clip_image018[6]”并非武丁之子的“子clip_image018[7]”,即非武丁卜辞中常见的“子商”。尽管如此,以上专家对“家谱刻辞”中“clip_image010[9]”均无怀疑,也都相信“家谱刻辞”的真实性。

从胡厚宣先生开始,许多认为“家谱刻辞”属伪刻的学者一直对其中的“clip_image010[10]”字提出质疑。如金恒祥以为“商”字径改为“clip_image010[11]”,则不成字矣。[11]齐文心先生亦认为“家谱刻辞”中的人名不少是未见于甲骨文的怪字,其中就有“clip_image010[12]”字。齐先生认为那些怪字(包括“clip_image010[13]”字)可能是作伪者依据其它字形稍加变化而制造出来的。[12]对此,曹定云先生也深以为然。

笔者以为,关于“家谱刻辞”中的“clip_image010[14]”是否读为“商”固然还有待进一步确证。然而,据此认为“家谱刻辞”属伪造的看法也是有待商榷的。这是因为在殷墟卜辞中,除“家谱刻辞”以外,还存在其它卜辞亦记有“clip_image010[15]”的情况,这是此前研究中一直没有注意到的。

壬子卜,贞:clip_image028clip_image010[16]clip_image028[1]clip_image029小字类(《合集》20087)

笔者以为,这片卜辞意义重大(见图二),因为它为我们考察“家谱刻辞”的真伪问题提供了多层次的价值,试析如下:

其一,在字体特征上,自于省吾先生指出“家谱刻辞”中的clip_image004[3]、雀、弟、养等诸字写法均是作伪者所不能见之以后,这样的研究思路也得到了其他学界专家的认可。如张秉权在于省吾先生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吹”字的证据。今依《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所记,《合集》20087卜辞见《历拓》7718,原拓藏于山博。[13]亦见《山东省博物馆珍藏甲骨墨拓集》第1588片。[14]其中的clip_image010[17]字写法与“家谱刻辞”全同,当是同一个人。[15]笔者以为《合集》20087中的“clip_image010[18]”字亦是作伪者无法知晓的,其根本无法凭空创造出“clip_image010[19]”字来。此前专家们对“家谱刻辞”中“clip_image010[20]”字的质疑是没有根据的。“家谱刻辞”当为真品。《合集》20087中“clip_image010[21]”字的发现为我们判断“家谱刻辞”的真伪问题提供了一例宝贵的新证。

其二,在历史史实上,这也是最为可贵的一点,在《合集》20087中,“clip_image010[22]”被称为“伯clip_image010[23]”,“clip_image010[24]”字的发现固然重要,而其前面所带“伯”字的价值更是一字千金,因为这一称呼更是完全可以和殷墟卜辞所载兒氏家族的历史史实相互映证。在卜辞和商周金文中常见有“伯某”称谓,其中的“伯”一般表示家族首领,“某”为私名。[16]“伯clip_image010[25]”称谓亦当作如是观,即是对作为家族长的“clip_image010[26]”的称呼。“家谱刻辞”末三世又记:“御弟曰clip_image030。御子曰clip_image031clip_image031[1]子曰clip_image010[27]”,其中的“clip_image010[28]”即是私名,而“子”显然是就继位为兒氏家族长的嫡长子(即宗子)而言,故“clip_image010[29]”为兒氏家族首领无疑,这与“伯clip_image010[30]”称谓所反映的史实完全相符。可以说,《合集》20087中“伯clip_image010[31]”的发现证实了“家谱刻辞”对“clip_image010[32]”作为家族长身份的正确记载,它第一次为我们沟通了“家谱刻辞”中兒氏家族与其内部人物(clip_image010[33])之间的身份关系,这是作伪者所不能认识到的。另有一组卜辞亦值得注意:

甲午卜,亘贞:翌乙未易日。王占曰:“有求,丙其有来艰。”三日丙申,允有来艰自东。画告曰:“兒[伯] clip_image028[2]。” 典宾类(《合集》1075)

clip_image028[3]东,画告曰:“兒伯clip_image028[4]。” 典宾类(《合集》3397)

以上两版卜辞当属同文。《合集》1075中的“伯”字实据《合集》3397而补。这两版卜辞中的“兒伯”亦可能是对兒氏家族首领的称呼,[17]然由于“伯”字后残,尚不知为何人,疑为clip_image031[2]clip_image010[34]

由此可知,“clip_image010[35]”是兒氏家族长,其称“伯clip_image010[36]”是完全合理的。如果“家谱刻辞”属伪刻,那么作伪者焉能凭空制造出“clip_image010[37]”字?又焉能知晓“clip_image010[38]”与兒氏家族之间不仅在血缘,甚至在家族身份(即家族长)上的必然联系?“家谱刻辞”当属真品。

其三,在甲骨时代上,艾兰先生指出,在显微镜下检验,“家谱刻辞”字形特殊,但刻辞的时期大约是武丁时代。而《合集》20087卜辞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艾兰先生的合理推断。因为《合集》20087属clip_image029[1]小字类字体,其时代无疑是在武丁时期。重要人物“clip_image010[39]”既见于“家谱刻辞”,又见于《合集》20087,可知二者所处的时代当近同。

其四,在书体风格上,艾兰先生曾对“家谱刻辞”的书体作了细致的观察,其研究指出,“家谱刻辞”中的“贞”、“子”、“曰”等字的写法与clip_image029[2]组、历组近似。而《合集》20087的发现也再次证明了艾兰先生这一论断的可靠性。

简要对比“家谱刻辞”与《合集》20087可知:“家谱刻辞”中的“贞”字作clip_image033,《合集》20087“贞”字作clip_image034,其下半虽残,但上半保存较好,可清晰看出其风格与“家谱刻辞”中的“贞”字一致,都是方肩形;“家谱刻辞”中的人名作clip_image036,《合集》20087则作clip_image038,两者上部均作圆圈形,风格近同。可见在书体风格上,“家谱刻辞”与属clip_image029[3]组的《合集》20087卜辞确实较为相近。

这里我们还要简单谈谈本版胛骨中的“贞”字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争论。胡厚宣先生以为“家谱刻辞”没有钻凿灼痕,本非卜辞,不能称“贞”。这应该是由于胡先生并未目验“家谱刻辞”而引起的误解。对此,艾兰先生已指出,“家谱刻辞”的最右边刻有“贞”字,该部份反面有两处钻凿,其靠下一处有灼痕。而张秉权先生亦谓,“家谱刻辞”右上端那个自成一行的“贞”字,其自为一个单位,与谱文无关。甚是。据此,笔者以为,“贞”字应单独成辞,属卜辞,而不属刻辞。因此,传统以“家谱刻辞”来命名本版胛骨,严格来说并不科学,因为除了“家谱”这种记事刻辞外,还存在象“贞”这种用于占卜的记录辞,它当是一版卜辞与记事刻辞相间的胛骨。然鉴于传统称呼已成习惯,故本文亦暂称为“家谱刻辞”。当然,对于本版胛骨中的“贞”字,张秉权先生还提出过另一种可能,即以“贞”为“正”的解释,但他自己也不倾向这种解释。笔者以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殷墟记事刻辞数量不少,却均不以“贞”字开头,即“贞”字似不用于记事刻辞中。故笔者暂不取此说。

此外,赵鹏女士在整理clip_image029[4]小字类卜辞中的人名时曾把“家谱刻辞”纳入其中。[18]笔者以为,赵女士的看法已意识到了“家谱刻辞”和clip_image029[5]小字类卜辞在风格上的相近特点,这是合理可信的。然而,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家谱刻辞”与《合集》20087卜辞风格相类,但我们是否可以直接把“家谱刻辞”划归clip_image029[6]小字类卜辞?[19]

这就涉及到“家谱刻辞”的性质问题。如果我们把“家谱刻辞”归为clip_image029[7]小字类卜辞,那也就意味着“家谱刻辞”属于王卜辞了。[20]而这一点单从“家谱刻辞”的记述上看,似乎还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家谱刻辞”整版内容所记皆于王卜辞有别,并无任何联系,把它归入王卜辞恐怕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据“家谱刻辞”所记内容,笔者暂时将其归入子卜辞,即以为其主体是商代贵族。

此外,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我们把“家谱刻辞”归为武丁时代的子卜辞,那么这位商代贵族与商王室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换个角度说,即是“家谱刻辞”所记家族及其成员与商王室之间是否存在血缘关系?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大致可以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如前辈学者在此前研究中已经提到的一些很好的线索,如饶宗颐、李学勤两位先生均把“家谱刻辞”中“clip_image010[40]”看成是武丁卜辞中常见的“子商”。但这一线索仍然存在两点需要进一步证明:一是“clip_image010[41]”是否为“商”字?虽然于省吾先生对此作过论证,但那仅是从其它偏旁所作的推论,目前仍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二是即便“clip_image010[42]”是“商”字,那它是否就是武丁卜辞常见的“子商”?如果是的话,那“家谱刻辞”的性质就可以得到确认,即为武丁时代的子卜辞。因为武丁卜辞中常见的“子商”一定与商王之间存在亲密的血缘关系,仅举数辞如下:

翌乙酉,呼子商酒伐于父乙。 宾一类(《合集》969)

贞:子商有clip_image040于父乙,呼酒。 一 宾一类(《合集》2944)

clip_image041子商侑于父□一clip_image043□牛。 典宾类(《合集》2946)

贞:呼[子]商侑于兄clip_image028[5]。 典宾类(《合集》2947)

以上是占卜子商向商王武丁亲属,甚至是直系亲属进行祭祀的情况。在初民社会,“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这是当时家族祭祀的基本原则。如是,子商必属子姓贵族,与武丁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家谱刻辞”就当属于与商王存在血缘关系的一种子卜辞。

子商是武丁时代最重要的“子某”之一,与武丁卜辞中的其他“子某”相比,关于他的卜辞也是较为常见的。从与之相关的卜辞上看,他与商王武丁之间一定存在亲密的血缘关系。而“家谱刻辞”中自有谱系的“clip_image010[43]”是否确为“商”字,是否就是武丁时代卜辞中常见的与商王存在密切血缘关系的“子商”?这都是有待进一步确认的。如于省吾先生认为“家谱刻辞”中“clip_image010[44]”并非武丁之子的“子商”。

在上述前辈学者所提到的线索之外,亦可能存在第二种情况,就是“家谱刻辞”中的“clip_image010[45]”不是武丁卜辞中常见的“子商”,但他与“子商”相似,都是与商王存在血缘关系的“子”,其家族也与商王存在亲属关系。关于这一点,目前也还需要更多的坚实证据。

第三种情况就是把“家谱刻辞”视为其主人与商王之间毫无血缘关系的一种甲骨刻辞。但这种情况就目前所发现的甲骨来看还较为少见。既便是非王卜辞,其主人亦多是与商王之间存在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的“子”。

在以上的三种可能中,也许我们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倾向,[21]但无论是在证据还是在论证过程上似乎都还有待增强。

综上所论,笔者以为,尽管“家谱刻辞”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近二十余年来,人们关于“家谱刻辞”的探讨多是建立在旧有证据的基础上,新证据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家谱刻辞”中“clip_image010[46]”又见于《合集》20087卜辞,这一新证对我们探讨“家谱刻辞”的真伪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为“家谱刻辞”的研究提供了多层次的价值,包括了字体特征、历史史实(血缘和家族身份)、甲骨时代、书体风格等诸多层面的映证,尤其是自“家谱刻辞”研究以来,它首次为我们证实了“家谱刻辞”中兒氏家族与其内部人物(clip_image010[47])之间的必然关系。这是此前“家谱刻辞”研究中所未见的。这种多层次的相合无法被视为一种偶然,相反,它恰恰说明,家谱刻辞当属真品。此外,笔者以为,“伯clip_image010[48]”的出现亦当不是一种偶然,因为“家谱刻辞”所记兒氏家族的末代首领正是“clip_image010[49]”,如果说兒氏家族还有首领在世的话,那可能性最大的就莫过于其家族最后两世的clip_image031[3]clip_image010[50]了。关于兒氏家族中的“clip_image031[4]”,李学勤先生已有很好的研究,可参,笔者兹不赘述。如是,“伯clip_image010[51]”的发现就当不是偶然了。从“家谱刻辞”所记内容来看,笔者暂时将其归入子卜辞。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家谱刻辞”所记家族及其成员与商王室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此前研究的相关证据相比,《合集》20087卜辞的证据显然更为直接,它所体现出的多重价值亦更具优势,如它不仅从正面回应了学界长久以来对“clip_image010[52]”字的质疑,而且前人研究中的诸多推断,如艾兰先生对“家谱刻辞”字体及时代的推断等,在《合集》20087卜辞中都能够得到直接体现。此外,它还能传达出前所未有的新信息,即确证了“家谱刻辞”对“clip_image010[53]”为家族首领身份的真实记载等。但仅靠《合集》20087仍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如在关于“家谱刻辞”所记家族及其成员与商王室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虽然笔者简要勾勒了几种可能性,但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解决,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恐怕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更为坚实的论证。对此,日后相关证据的新发现或相关甲骨的缀合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附识:文成之后,多蒙朱凤瀚先生提出宝贵修改意见,深表谢忱!还得到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沈建华先生及社科院刘源、邵蓓、王泽文等诸位先生的先后帮助,同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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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英藏》267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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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合集》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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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辉《“家谱刻辞”研究新证》


【注释】

[①]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北京:商务印书馆,1952年。近年,孙亚冰女士重新统计认为应该为13万片左右。见孙亚冰:《百年来甲骨文材料统计》,《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

[②] 卜辞文字多从陈梦家先生的隶释,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99页。其中,字暂从《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所隶,见姚孝遂等:《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05页;字暂从张秉权先生所隶,见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台湾:台湾国立编译馆,1988年,第364页;字暂从饶宗颐先生所隶,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740页。以下所引诸家观点,如未作说明,皆同此注。

[③] 胡厚宣:《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问题再商榷》,《古文字研究》第4辑。

[④]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

[⑤] 于省吾:《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辨》,《古文字研究》第4辑。以下所引于老观点,如未作说明,皆同此文。

[⑥] 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台湾:台湾国立编译馆,1988年,第370页。

[⑦] 艾兰:《论甲骨文的契刻》,收入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下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03—216页。本文所引艾兰先生观点如未作说明,均见此注。

[⑧] 曹定云:《<英藏>2674“家谱刻辞”辨伪》,《古文字研究》第28辑。以下所引曹先生观点,如未作说明,皆同此文。

[⑨] 李学勤:《再论家谱刻辞》,《华学》第7辑。以下所引李先生观点,如未作说明,皆同此文。

[⑩]clip_image002[6]”是否为“商”,还有待证明,见后文。

[11] 金恒祥:《库方二氏甲骨卜辞1506片辨伪兼论陈氏兒家谱说》,《金恒祥先生全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90年,第139—192页。

[12] 齐文心:《关于英藏甲骨整理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6年第3期。

[13]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23页。

[14] 刘敬亭:《山东省博物馆珍藏甲骨墨拓集》,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

[15] 这一点通过后文的研究亦可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见下文。

[16] 关于“伯”字的含义还可以参见陈絜先生的具体研究,详见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56—366页。

[17] 按卜辞及金文中的“某伯”称谓例,其中的“伯”有两种可能,一是指家族首领;一是表示爵称。因此,其中的“兒伯”称谓也不能完全排除后一种可能。上古时候常常是国族合一,一个大的宗族有时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国家。如《尚书•尧典》记载尧的功勋时说他能够“协和万邦”,其中的“万邦”其实是就各个氏族而言的。因此“某伯”的“伯”虽指家族首领,而这样的家族首领亦可能是邦国首领。如果“伯某”的“伯”亦可表示邦国首领的话(此类情况有待进一步证明),同样可以说明伯”与“兒伯”在身份上的相合,姑且记之。

[18] 赵鹏:《殷墟甲骨文人名与断代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143页。但其以为两者时代可能不同。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重要人物“clip_image002[6]”既见于家谱刻辞,又见于《合集》20087,由此可知二者所处的时代当近同。

[19] 赵鹏先生后来把“家谱刻辞”归为子卜辞,见宋华强:《2010年甲骨、金文、古文字学研究概述》,《简帛》第六辑。

[20] 关于“王卜辞”和“非王卜辞”的概念,学界使用范围较为宽泛,不仅包括占卜用辞,而且包括了各种刻辞在内。在此,为研究方便计,笔者暂时把仅包含占卜用辞的视为其狭义概念,把包括占卜用辞与各种刻辞在内的视为其广义概念。笔者此处的“王卜辞”和“非王卜辞”是就其广义概念而言。

[21] 笔者自己也不例外,就目前看来,笔者以为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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