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譜刻辭百年研究综述

发表于2012年-12月-31日  0条评论 

郅晓娜

      研究家譜刻辭的學者都知道,家譜刻辭最早是由金璋提出的。他于1912年4月發表《中國古代之皇室遺物》,對大英博物館所藏鹿角家譜刻辭,即《庫》1989,進行了介紹和研究,揭開了家譜刻辭研究的序幕。[1]1912年10月又發表《骨上所刻之哀文與家譜》,對金璋所藏一片插骨針的牛肩胛骨家譜刻辭,即《金》566的內容進行了介紹,并與《庫》1989進行了對比研究。[2]金璋對家譜刻辭的研究,引起了德國學者勃漢第女士的關注。她在1913年發表的《中國古代之卜骨——威爾茲博士贈與柏林皇家民俗博物館的甲骨刻辭》一文中,對金璋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和引用,并公佈了另外兩片家譜刻辭。一片是大英博物館所藏牛肩胛骨家譜刻辭,即《庫》1506,內容與鹿角家譜刻辭基本相同。另一片是德國柏林皇家民俗博物館所藏威爾茲博士在青島蒐購的牛肩胛骨家譜刻辭,篇章結構與其他家譜刻辭相似,但人名多有不同。勃漢第認為《庫》1506是仿製《庫》1989的偽刻,但對其他家譜刻辭的真實性沒有提出質疑。[3]勃漢第對《庫》1506真實性的的否定,立刻引發了金璋的回應。他于1913年10月發表《圭璧上的家譜刻辭》一文,駁斥了勃漢第的看法,認為《庫》1506也是真品,同時又公佈了他收藏的另一片家譜刻辭,即《金》760圭璧形家譜刻辭。[4]1923年金璋在《河南遺物和商代記錄中的商王世系》一文中又提到家譜刻辭,論證了家譜刻辭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仍然認為它們都是真品。[5]除此之外,金璋的手稿中還有一篇尚未發佈的文章《鹿角家譜刻辭上的紋飾和其他特徵》,對鹿角家譜刻辭進行了深入探討。

      金璋和勃漢第先後公佈了五片家譜刻辭,即《庫》1989、《金》566、《庫》1506、威爾茲所藏和《金》740。他們爭論的焦點是《庫》1506的真偽問題。但由於歐洲境內研究甲骨刻辭的學者不多,他們的爭論並未引起廣泛的關注。中國境內的學者,也只有郭沫若、明義士等人,由於對英語文獻接觸較多而對家譜刻辭有所瞭解。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在《卜辭出土之歷史》一節談到家譜刻辭,認為《金》566是偽刻。[6]1933年,明義士在《甲骨研究》石印本中認為,《庫》1989器真,刻辭疑偽,而《金》566刻辭皆偽造。[7]

      《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出版後,中國學者看到了《庫》1506和《庫》1989兩片家譜刻辭的摹本,紛紛著文認定其為偽刻。比如:1935年,胡小石在《書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印本》[8]一文中,認為《庫》1506和《庫》1989是偽刻。1935年底,白瑞華在日本東京印了一張《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一書的附錄和更正,附錄是郭沫若所列庫方甲骨卜辭的偽刻部份,認為《庫》1506是偽刻,《庫》1989紋飾是真,刻辭是偽。[9]1936年,陳夢家在《燕京学报》第19期介紹《庫方》一書,認為《庫》1506和《庫》1989是偽刻。[10]1940年,陳夢家先後發表《述方法斂所摹甲骨卜辭》[11]和《述方法斂所摹甲骨卜辭補》[12],董作賓發表《方法斂博士對於甲骨文字之貢獻》[13],都認為《庫》1506和《庫》1989是偽刻。1947年,容庚在《甲骨學概況》[14]一文中,也認為《庫》1506和《庫》1989都是偽刻。而《金》566和《金》760兩片,已經被明義士定為偽片,未收入《金璋所藏甲骨卜辭》一書中。至於威爾茲藏家譜刻辭,學者並未論及,很可能他們當時並未見過勃漢第的文章。但《庫》1506是偽刻,則是當時學者的共識。

      到了1956年,陳夢家在《殷虛卜辭綜述》中改變了原有的觀點,認為《庫》1506這片家譜刻辭是真的,並把它作為研究宗法制度的重要材料:“《庫》1989雕獸角上亦仿刻《庫》1506的全辭,乃是偽作。《庫》1506向來以為偽刻,1949年春與朱德熙、馬漢林再三討論,確認為原刻(張政烺見告,他也早已肯定它是真確的)。最近我們得到拓本,更可證其不偽。”他又舉出《燕》209、《乙》4856兩片刻辭,認為也是商代的家譜刻辭。[15]唐蘭則于次年發表文章批判陳夢家的學說,以兒字臼內多一橫劃為由,判定《庫》1506家譜刻辭是偽刻。[16]

一些學者信從了陳氏的學說,比如:1957年,李學勤發表《論殷代親族制度》一文,把《庫》1506、《燕》209作為討論商代兄稱的材料,認為“‘兄’是指同世‘弟兄’的先死者,而‘弟’是其對立詞。……兒的家系中,启、clip_image002是對clip_image004、御而言,他們都是死者,故有‘弟’這一稱謂。”[17]1959年饶宗颐在《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一書中,也認為《庫》1506是真品。他把家譜刻辭中的clip_image006與《後編下》43.5中的clip_image008、《屯乙》6043中的clip_image010視為一人。又把家譜刻辭中的啟(筆者案:clip_image012,應釋為“肇”)與卜辭中常見的“子啟”聯繫起來,認為他們或為一人。[18]1974年,儀真發表《從考古發現談儒法鬥爭的幾個問題》,談到家譜刻辭時也認為是真品:“《庫方》1506胛骨刻有兒的世系,自先祖肷共十一代。此骨過去有人懷疑,實際在清末要偽造這樣字體文句的刻辭是不可能的。《庫方》1989鹿角和1604等骨都仿刻了此骨的全部或一部份,可資比較。另外兩片同類的殘骨是《殷契卜辭》209和《甲骨文零拾》145,辭間均畫有直行界格。”[19]1978年,于省吾發表《略論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廟號以及我國成文歷史的開始》,認為《庫》1506獸骨刻辭是“一個從商代初年開始,以男子為世系的專記私名的譜牒”,并認為“商王室和其他貴族譜牒世系的上限,都應在夏末或商初之際”。[20]1980年,趙錫元在《論商代的繼承制度》中認為《庫》1506兒氏家譜,是武丁時期“和商王室關係至為密切的‘多子族’之物。更為有利地說明了商代至晚從成湯時就已經實行了以父系為中心的家庭制度。”[21]以上這些學者都主張《庫》1506兒氏家譜刻辭是真品。

      也有一些學者對《庫》1506的真實性仍持否定態度。比如:1962年,金祥恒發表《库方二氏甲骨卜辞第一五〇六片辨伪——兼论陈氏兒家谱说》一文,從文例、字體、界劃及年代等角度,詳細論證了《庫》1506是偽刻。[22]1978年,嚴一萍在《甲骨學》第三章《辨偽與綴合》中指出,“顧到甲骨的全體,也是辨偽的一種方法。……(《庫》1506兒家譜)乍看之下,非常新奇而也合理。陳夢家信它為真,以近年來所得到的‘舊拓本’為證明,這是非常脆弱的證明。其實這塊原骨曾經在盧芹齋處,留有照相,彥堂先生藏有原大照片,原骨已歸大英博物館收藏。現在把原物照相和舊拓本、摹本照相統統發表在這裡,看看是不是更可以證明它為真品嗎?實際當然不是。”接著,他從家譜是記事刻辭,不應冠以“貞”字,早期卜辭稱遠祖為‘高祖’、‘祖’,直到五期始有‘先祖’,而兒氏家譜的字體是一期的,稱謂與字體互相矛盾,從商代的私名、氏名制度對‘兒’的分析,以及刻工幼稚等四個方面,論證家譜刻辭是偽刻。

      《庫》1506家譜刻辭的真偽之辯,隨著1979年底“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第二屆年會”的召開和1980年12月《古文字研究》第四輯的出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次大會上,胡厚宣先生宣讀了論文《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偽問題再商榷》,引發了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會後,于省吾先生又作《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偽辯》作為回應,二文都發表在《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上。[23]胡厚宣文梳理了家譜刻辭收藏、著錄、爭論的歷史,并舉出貞字不用於記事刻辭、頂上無字不需界劃、字體和人名時代矛盾、兒臼內多一橫筆、弟不作兄弟或兄終弟及之義、行款呆板字跡惡劣、卜辭皆以十干為名、人名乃杜撰或抄襲他骨、《金》1110(筆者案:實為《金》566)大骨家譜刻辭是偽刻、陳氏所舉其他家譜刻辭不足為據、考古所藏舊拓本不可信等十多條證據,詳細論證了《庫》1506家譜刻辭乃是偽刻。[24]于省吾文則從兒臼內多一橫筆乃羨劃;先祖、clip_image014、雀、弟、clip_image016等字乃後出字形,不見於早期著錄書;貞字是後人所加,與家譜無關;文字遒硬調協、行款屈曲自然,皆非作偽者所能企及;家譜中的人名乃私名,商人以十干為名和其本名有別;家譜刻辭不只一見,《殷契卜辭》209也是殘缺的家譜刻辭;早期偽刻行款故意整齊、但詞句不通、支離舛謬,與家譜刻辭完全不類等角度進行分析,論證家譜刻辭是真品。[25]

      胡、于二先生都從文字、行款、人名、意義、相關刻辭等多個角度,對家譜刻辭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分析,但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無論孰是孰非,他們都對家譜刻辭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在此之前,除了金祥恒、嚴一萍等對家譜刻辭做過較多分析外,其他學者大都只表明態度,並未對家譜刻辭的真偽做過詳細論證。可以說,胡氏和于氏是《庫》1506家譜刻辭辨偽的集大成者,為偽刻說和真刻說提供了較多論證。在此之後,甲骨學界基本形成了偽刻說和真刻說兩個學派。支持偽刻說的有丁驌《論契瑣記》[26]、松丸道雄《甲骨文偽作問題新探》[27]、陳煒湛《甲骨文簡論》[28]等。支持真刻說的有楊升南《從殷虛卜辭中的示宗說到商代的宗法制度》[29]、張秉權《一支貴族的世系——兒氏家譜刻辭》[30]、王宇信、徐義華《商周甲骨文》[31]等。也有學者持存疑態度的,比如吴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32]、沈之瑜《兒氏家譜的懸案》[33]等。

      英國所藏甲骨的整理以及《英國所藏甲骨集》的出版,為《庫》1506家譜刻辭真偽之辯注入了新的血液。1982-1983年間,李學勤、齊文心、艾蘭等人在整理并墨拓英國公私所藏甲骨時,都曾親眼見過《庫》1506、《庫》1989等家譜刻辭。鑒於學術界對《庫》1506的真偽爭議較大,他們在編纂《英國所藏甲骨集》時收錄了這片甲骨,但並未按編纂體例把它編入某期某事類中,而是編為圖版最後一號2674。書內有彩版、正反面拓本以及艾蘭拍攝的諾干文字的顯微鏡照片,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條件。三位先生也都撰文發表過對《庫》1506真偽的意見,但意見並不相同。

      齊文心認為《庫》1506是偽刻。她于1986年發表《關於英藏甲骨整理中的幾個問題》,對《庫》1506的骨制和鑽鑿形態進行了介紹,認為這是一塊廢棄的卜骨,并從文字、內容結構、字體行款等幾個角度論證其為偽刻。[34]

      李學勤則認為《庫》1506是真品。早在1957年發表的《論殷代親族制度》一文中,他就對家譜刻辭持肯定態度。參與了英國所藏甲骨的調查、墨拓和編纂后,他于1987年發表《海外訪古記(三)——英國》一文,又對家譜刻辭的情況做了全面介紹。[35]在另一篇文章《關於英國所藏甲骨的幾件事》中,他也提到了《庫》1506家譜刻辭,通過幾次長時間的細緻觀察,用放大鏡觀察字口,并與不列顛圖書館藏品中的偽刻作現場對比,最終認為這是一片組的記事刻辭,是真品。[36]2004年,李先生又發表《再論家譜刻辭》,根據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中的相關論述進一步闡發。他指出“看骨的修治情況和殘存鑽鑿的形態,應系賓組卜辭,但家譜刻辭的字體卻有非王卜辭的特點。揣想契刻者是利用了已卜用的胛骨扇部空白部份。”[37]似乎又推翻了前文認為《庫》1506是組記事刻辭的結論。

      艾蘭首創用顯微鏡觀察這種技術手段進行鑒定,也認為《庫》1506是真品。她在1991年發表的《論甲骨文的契刻》一文中,利用顯微鏡對真品和贗品的刻道深度、刀口形狀、刻道邊緣的整齊度、筆順先後以及刻道中的裂紋等進行對比觀察,得出了一系列辨別真偽的指標,并通過對《庫》1506相關參數的對比,證明《庫》1506是真品。[38] 關於艾蘭的分析和論證,陳光宇《兒氏家譜刻辭之“子”與花東卜辭之“子”》一文已有精煉的敘述,這裡就不再贅述了。[39]

      經過這一番討論之後,許多學者都接受了真品說,并利用《庫》1506家譜刻辭進行族譜史或檔案史的研究。比如:常建華《中華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 (4-031) 宗族志》[40]、常建華《中國族譜學研究的最新進展》[41]、趙林《论商代的父与子》[42]、劉正《倪姓和甲骨文家譜刻辭研究》[43]、張全海《殷商刻辭甲骨與檔案之辨析——以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第1506片甲骨為例》[44]、王蘊智《殷商甲骨文研究》[45]、王鶴鳴《中國家譜通論》[46]等。也有學者支持偽刻說,比如胡厚宣《甲骨文“家譜刻辭”偽刻的新證據》[47]、朱彥民《巫史重光》[48]等。宋镇豪、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一書也提到家譜刻辭,并列出了支持真品說和支持偽刻說的學者名單。[49]

      近些年來,家譜刻辭又被學者重新提起。2009年陈光宇發表《兒氏家谱刻辞之“子”与花东卜辞之“子”》,綜合了于省吾、艾蘭、張秉權等人的意見,認為家譜刻辭是真品確鑿無疑。[50]2010年8月17日下午,陳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作學術講演,又專門介紹了他對家譜刻辭真偽問題的新見解,引發了在場學者的熱烈討論。與會的蔡哲茂、宋鎮豪等認為是偽刻,蔡先生又提到張秉權、周鴻翔等認為是真品。[51]2010年12月14日下午,艾蘭教授也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做了有關“家譜刻辭”真偽問題的報告,展示了她在大英圖書館拍攝的家譜刻辭的放大照片,再次強調該骨裂痕存在於字口中,或沿著字口方向延伸的現象,認為這是字刻在先,可證明刻辭不偽。同時,她提出家譜刻辭亦可能是習刻的觀點。這也引發了在場學者的熱烈討論。與會的汪濤、楊升南、黄国辉等認為是真品,而齊文心、肖良瓊、劉源等認為是偽刻。[52]在此不久,曹定雲發表《英藏2674家譜刻辭辨偽》,則根據艾蘭發表的顯微鏡照片,得出了與艾蘭完全相反的結論。[53]2011年,陳光宇又發表《兒氏家譜刻辭綜述及其確為真品的證據》一文,重複了艾蘭的顯微鏡觀察工作,進一步論證了《庫》1506家譜刻辭是真品。[54]兩次有關家譜刻辭的學術報告,以及三篇相關研究文章的發表,重新點燃了學者們對家譜刻辭真偽之辯的興趣。加之網絡媒體日趨發達,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為平臺,學者們在網上也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但真偽之辯,仍無法形成定論。[55]

家譜刻辭的百年研究歷史,大略如此。正反兩方面的意見,綜合起來,主要有以下几点:

偽刻說

真刻說

這是一塊經過加工的卜用胛骨,上半部殘去,只留下半部的骨面部份,表面光潔,呈米黃色。正面除“家譜刻辭”外無卜兆。反面左上角邊緣處殘留半個鑿眼,在鑿壁的右側有一黑色灼痕,此外無其他鑽鑿或锲刻,見《英藏》2674正、反。由此看來,原來應是一塊廢棄的卜骨。(齊文心,1986)

看骨的修治情況和殘存鑽鑿的形態,應系賓組卜辭,但家譜刻辭的字體卻有非王卜辭的特點。揣想契刻者是利用了已卜用的胛骨扇部空白部份。為與上方原有卜辭分開,所以在家譜頂上畫有一條橫線。但是,家譜刻辭開端有一‘貞’字,可見仍與卜問有關,究竟是怎樣的關係,有待將來有更多材料再深入探究。(李學勤,2005)

陳夢家氏改變舊說,主要根據考古所藏舊拓本。董彥堂藏有此骨照片,乃1937年在美國講學時古董商盧芹齋所贈。字跡較陳氏拓片清楚,筆勢刀鋒,明晰可見,諦審為古董商所偽刻。(金祥恒,1962)(嚴一萍公佈此照片,1978)

 

陳夢家氏公佈的考古所藏舊拓本,其左方蓋有濰縣金石學家陳介祺號“簠齋”的一方圖章。陳簠齋卒於1884年,他生前不可能見到甲骨文。可見不只這大骨的刻辭不真,連這方圖章也是後人所加印。(胡厚宣,1980)

考古所舊拓左方,蓋有“簠齋”的印章,既為“後人所加”,那就與拓本的真偽無關。(張秉權,1988)

卜辭中之界劃,是爲了區分上下或左右之卜辭或卜兆,便於句讀。此版上下無他辭,加界劃豈非畫蛇添足?(金祥恒,1962)

此骨只是大骨殘存的一部份,安知它的上頭“別無他辭”?正因為上面有那一條看似無用的界線,可知它不是偽的,作偽者大可不必多此一舉,偽刻那條無用之線。(張秉權,1988)

貞,卜問也。宗譜不是卜問之辭,開首不當有貞字。(金祥恒,1962)

這與另一偽品《庫》1989的鹿角刻辭冠上“王曰貞”是出於同一人之手,是可以確定的。(嚴一萍,1978)

庫方二氏收購時間在 1911年之前,甲骨學尚處於萌芽之際,其時作偽者無從知道“貞”是卜辭問卦的專用字眼。

于省吾認為“貞”字應為後人所加。(于省吾,1980)

張秉權認為“貞”字不必是偽刻,這裡或許作“正”解。有沒有“貞”字,都與家譜刻辭的真偽無關。(張秉權,1988)

艾蘭認為“貞”字可能與反面已灼的鑽鑿有關。(艾蘭,1991)

兒字臼內多一橫劃(唐蘭,1957)

兒字臼內多一畫,乃羨劃。甲文常見。(于省吾,1980)

先祖一詞至今尚未見於卜辭,雖卜辭中有祖乙先(京都2278),但並非先祖乙。(金祥恒,1962)

先祖一詞,卜辭罕見,但“其祀多先祖”(佚860)出土在後,當非作偽者所能知。(于省吾,1980)

“子”字是武乙文丁時寫法,“clip_image018”為武丁的子名,拼湊在一起,不倫不類。(胡厚宣,1980)

胡氏所說的“子”為晚期字體,亦曾見於第一期的卜辭中。他所說的第一期人名子clip_image018[1],在第四期文武丁時也有同名之人,所以不成問題。(張秉權,1980)

“弟”之寫法與後出《乙編》8816 及8818 “丙午貞啟弟”之“弟”同而與民初以前所出卜辭不同, 這些卜辭上的“弟”,從矢從繳,實為“吊”作為“隿”解。所以《乙編》8816 及《乙編》8818之“啟弟”之“弟”是否為兄弟之弟,尚難定論。

關於“弟”字,家譜寫法為clip_image020,不見於當時所知甲骨文字,而與後出《乙編》8818 所見之“弟”完全相同。《乙編》8816:“丙午貞啟弟”對貞辭為“丙午貞婦clip_image022”。啟,婦clip_image022[1]均為人名,所以clip_image020[1]當為弟之初文 。很難想像作偽者會造出與乙編所見一模一樣的“弟”字。

凡重書其名字者無一不是異體。(金祥恒,1962)

家譜裡的人名,或抄襲成文,或出於杜撰,有的也見於《庫》1576、1598、1604、1621、1624等片,殆出於偽刻者一人之手。(胡厚宣,1980)

如三個御字,兩個做賓組形式,一個做師組形式。另外,同一人名,一個寫作clip_image024,右半所從類似于甲骨文的clip_image026(《續》5.19.5)口前分支應指舌,但另一個同樣的人名又寫作clip_image028,不知所從。(齊文心,1986)

clip_image030字初見於乙編69,clip_image032clip_image034二字均見出土較晚的甲骨材料(《乙》1548),非作偽者所得見。clip_image035見於乙編8818;clip_image034[1]相當於牧,最早見於《綴》2.303;clip_image037初見于《掇》415。俱不可能為作偽者所知。家譜中許多名字在後來出土的卜辭中是人名或地名。如“吹”是人名,另有鼎傳世(吹作妊鼎)。兒是人名,也是地名;雀是人名,也是地名;啟是人名,也是地名;clip_image034[2](養)有clip_image034[3]伯,也是地名;喪是地名;clip_image039 有子clip_image039[1](鐵254.2),也是地名;clip_image041 子曰clip_image043clip_image041[1]見子組卜辭及賓組卜辭。商代常有人地同名,其間當有密切關係。家譜名字多見於後來出土之卜辭,恐非偶然,不可能有作偽者向壁虛構。(張秉權,1988)

卜辭所見上甲以下先公先王,皆以十干為名;今“家譜刻辭”稱兒先且曰某,某子曰某,某弟曰某,曰下系一奇異之人名,與卜辭全然不類。(胡厚宣,1980)

家譜刻辭中的人名乃是私名。商人以十幹為明和其本名有別。(于省吾,1980)

《金》566大骨上也有類似的“家譜刻辭”,是偽刻。以此例彼,則《庫》1506之為偽刻,不言而喻。(胡厚宣,1980)

不能以此之偽刻,來證明牛胛上的家譜刻辭也是偽造的,因為它們中間並沒有必然一致的關係。(張秉權,1988)

卜辭中每言子商、子漁、子央、子龔者,為武丁之子。或曰帚某子曰者,如《粹》1240(《合集》21793)[56]、《乙》4856(21727),是為子命名之卜辭。(金祥恒,1962)

“家譜刻辭”不同于同時期其他偽刻那般拙劣,其中一個方面表現在語句上,尤其是“曰”表示“同位關係”的虛詞的語法學解讀,使得這版刻辭更符合其“家譜”的屬性。(趙鵬,2010)

《殷契卜辭》209雖稱子曰,但上下文已殘。《甲骨文零拾》145片,乃稱“耳曰”。《乙編》4856雖稱某子曰某,但是明明說的是帚clip_image045之子,《粹》1240亦稱“帚敏子曰clip_image047”,皆非世系,更非家譜。也不能以此作為“家譜刻辭”的證據。(胡厚宣,1980)

“家譜刻辭”不只一見。《殷契卜辭》209(即《合集》14925) 其辭為“…子曰……子曰…”應是殘缺但與《庫》1506 類似的家譜刻辭。這類刻辭將來可能仍有發現。(陳夢家,1956)

井中伟在《考古》2008年第五期上發表《由曲内戈形制辨祖父兄三戈的真伪》,證明此三戈是器真辭偽。

商代銅戈“大且(祖)日己戈”、“且日己戈”和“大兄日乙戈”。三柄戈的戈銘也都很像一份氏族家譜或祭譜。(于省吾,1980)

庫1506的“家譜”是當時偽刻的“最優秀作”。但由於甲骨文完全找不到它可依據的例子,所以學者按照往的經驗判斷,都誤以為這是真的。這個離譜的“作品”是招致一些混亂的最大理由。(松丸道雄,1984)

“家譜刻辭”如果是偽造,在距今七十多年前,孤陋寡見的偽造者所作刻辭,從現時我們已掌握到大量豐富資料之後而予以審閱,它就必然要露出支離舛謬、漏洞叢生的現象;然而實際上恰恰與之相反,“家譜刻辭”竟達到了無隙可乘,無懈可擊的地步,所以我才能一望而知其為真。(于省吾,1980)

此辭行款呆板,字跡惡劣,由於反復描刻,筆劃顯然毛糙粗澀。與一般甲骨文字規律整齊,寫刻熟練,藝術之精美,絕不相同。(胡厚宣,1980)

其文字姿勢遒硬調協,其行款屈曲自然,皆非作偽者所能企及。行款皆出諸自然,伸縮自如,並無抵觸扞格之處。(于省吾,1980)

據放大彩色照片看,有的字字口有反復刻劃現象。(劉源,2010)

兒氏家譜刻辭,包括貞字在內的每個甲骨文字都有如下特徵:刻槽較深,底部均作U 形;刻槽邊沿乾淨;刻畫順序與書寫筆順完全不同。這些特徵符合真品刻辭的準則。(艾蘭,1991)

利用裂紋與刻痕走向來研究家譜刻辭真偽,須考慮到甲骨出土後受到乾燥環境的作用也會產生裂紋。此外,金璋還藏有一件鹿角刻辭,契刻的文字與家譜刻辭一樣,可能是同時偽作。(宋鎮豪,2010)

骨上的裂痕順著刻辭豎筆走向而延伸,與偽刻卜辭其豎筆並不與裂痕走向一致的現象判然有別。(艾蘭,1991)

有多例顯示胛骨裂紋與文字刻痕方向一致,且有裂紋因刻痕而產生彎曲的現象,可以說明裂紋是在文字契刻後產生,由此說明家譜刻辭不偽的可能性很大。(陳光宇,2011)


[1] L. C. Hopkins, R. L. Hobson: A Royal Relic of Ancient China, Man, Vol. 12, (Apr., 1912), pp. 49-52.

[2] L. C. Hopkins: A Funeral Elegy and a Family Tree Inscribed on Bone, JRAS, (Oct., 1912), pp. 1021-1028.

[3] Anna Bernhardi:Über Frühgeschichtliche chinesische Orakelknochen, gesâmmelt von Prof. Dr. Wirtz, Tsingtau (On early historical Chinese Oracle Bones Collected by Dr. Wirtz, Tsingtao), Baessler-Archiv IV,1913年。

[4] L. C. Hopkins: A Chinese Pedigree on a Tablet-Disk ,JRAS, (Oct., 1913), pp. 905-910.

[5] The Royal Genealogies on the Honan Relics and the Record of the Shang Dynasty, Asia Major·Introductory Volume (Hirth Anniversary Volume), 1923, pp.194-206.

[6]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上海聯合書店分別于1930年2月、3月、5月連續出版了三個版本,每個版本都有一些不同之處,但《卜辭中之古代社會》都列為《第三篇》。(參看蔡震:《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及版本的幾個問題》,《郭沫若學刊》2010年第2期,39-43頁。)1947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再版時,把《卜辭中之古代社會》提到了《第一篇》,1954年新版又列為第三篇。1954年新版169頁:“歐美人的甲骨蒐藏家中還有荷普金斯(L.C.Hopkins 漢名自稱金璋)、明義士子宜(James Mellon Menzies 自稱之漢名)。荷普金斯的蒐集大約多有庫林替他幫忙,我看到他著的一篇文章骨上所彫之一首葬歌與一家系圖(“A Funeral Elegy and a Family Tree inscribed on Bones”——J.R.A.S. Oct. 1932),那所根據的材料完全是偽刻。”(筆者案:1912,郭氏誤為1932)。

[7]明義士:《甲骨研究》,齊魯大學講義石印本,1933年,第29-30頁。

[8]胡小石:《書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印本》,《國學季刊》第9卷第43期,1935年。又收入《胡小石论文集三编》,第89-94頁。

[9]轉引自陳夢家:《述方法斂所摹甲骨卜辭補》,《圖書季刊》新2卷第3期,1940年。

[10]陳夢家:《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書評》,見於《國內學術界消息》,《燕京学报》第19期,1936年,第236-237頁。

[11]陳夢家:《述方法斂所摹甲骨卜辭》,《圖書季刊》新2卷第1期,1940年。

[12]陳夢家:《述方法斂所摹甲骨卜辭補》,《圖書季刊》新2卷第3期,1940年。

[13]董作賓:《方法斂博士對於甲骨文字之貢獻》,《圖書季刊》新2卷第3期,1940年。

[14]容庚:《甲骨學概況》,《嶺南學報》7卷2期,1947年。

[15]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499、652-653頁。

[16]唐蘭:《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中國語文》總64期,1957年10月號,186頁。

[17]李學勤:《論殷代親族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1期。又收入《李學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1-85頁。

[18]饶宗颐:《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年,第740、1173頁。

[19]儀真:《從考古發現談儒法鬥爭的幾個問題》,《文物》,1974年第6期,第15頁。

[20]于省吾:《略論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廟號以及我國成文歷史的開始》,《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1期。

[21]趙錫元:《論商代的繼承制度》,《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27页。又收入《中國古代社會論要——趙錫元史學論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22]金祥恒:《库方二氏甲骨卜辞第一五O六片辨伪——兼论陈氏兒家谱说》,《大陸雜誌》特刊第2 輯《慶祝朱家驊先生七十歲論文集》,1962年5月。又收入宋鎮豪、段志宏主編《甲骨文獻集成(第十九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4月,第512-525頁。

[23] 已有多位學者對胡氏和于氏的論證做過概述,詳見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179-183頁。陳煒湛:《甲骨文簡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第210-213頁。張秉權:《一支貴族的世系——兒氏家譜》,《甲骨文與甲骨學》,臺灣國立編譯館,1988年9月,第364-371頁。沈之瑜:《兒氏家譜的懸案》,《甲骨文講疏》,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187-194頁。陳光宇:《兒氏家譜刻辭之“子”與花東卜辭之“子”》,《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11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64-173頁。

[24]胡厚宣:《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偽問題再商榷》,《古文字研究》第4輯,1980年12月。

[25]于省吾:《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偽辯》,《古文字研究》第4輯,1980年12月。

[26]丁驌:《論契瑣記》,《中國文字》新7冊,1983年。

[27]松丸道雄著、溫天河譯:《甲骨文偽作問題新探》,《中國文字》新3冊,1984年。

[28]陳煒湛:《甲骨文簡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第210-213頁。

[29]楊升南:《從殷虛卜辭中的示宗說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3期。

[30]張秉權:《一支貴族的世系——兒氏家譜》,《甲骨文與甲骨學》,臺灣國立編譯館,1988年9月,第364-371頁。張氏認為家譜刻辭是真品的主要證據是:家譜刻辭出現時間較早,作偽者不可能瞭解貞是卜問之辭,所以貞字未必就是偽刻,但也與家譜無關;家譜中的一些人名,只見於晚出的著錄書,作偽者不可能憑空偽造出與晚出甲骨完全相同的文字;家譜上的人名兒、雀、啟、養、商等,在卜辭中也能找到與之相同的人名或地名。這些人名與卜辭中的人名,雖然不可能是同一個人,但與甲骨文中所見的命名制度確實一致的。

[31]王宇信、徐義華:《商周甲骨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15頁。

[32]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179-183頁。

[33]沈之瑜:《兒氏家譜的懸案》,《甲骨文講疏》,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187-194頁。

[34]齊文心:《關於英藏甲骨整理中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1986年第3期。

[35]李學勤:《海外訪古記(三)——英國》,《文博》1987年第2期。此文也提到了德國人威爾茨所購的一片家譜刻辭,并指出它是偽刻。

[36]李學勤:《關於英國所藏甲骨的幾件事》,《書品》1987年第2期。

[37]李學勤:《再論家譜刻辭》,《華學》第7輯,2004年。又收入《李學勤文集》,2005年,第143-147頁。

[38]艾蘭:《論甲骨文的契刻》,《英國所藏甲骨集》下編下冊,中華書局,1991年,第203-216頁。

[39]陳光宇:《兒氏家譜刻辭之“子”與花東卜辭之“子”》,《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11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64-173頁。

[40]常建華:《中華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 (4-031) 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27-228頁。

[41]常建華:《中國族譜學研究的最新進展》,《河北學刊》第29卷第6期,2009年11月。

[42]趙林:《论商代的父与子》,《漢學研究》第21卷第1期,2003年6月。

[43]劉正:《倪姓和甲骨文家譜刻辭研究》,《尋根》2009年第3期。

[44]張全海:《殷商刻辭甲骨與檔案之辨析——以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第1506片甲骨為例》,《檔案學研究》2009年第5期。

[45]王蘊智:《殷商甲骨文研究》,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523-525頁。

[46]王鶴鳴:《中國家譜通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44-46頁。

[47]胡厚宣:《甲骨文“家譜刻辭”偽刻的新證據》,《考古與文物》1992年第1期。

[48]朱彥民:《作偽高手藍寶光》,《巫史重光——殷墟甲骨文發現記》,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5月,第141-143頁。

[49]宋镇豪、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200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6-17页。

[50]陈光宇:《兒氏家谱刻辞之“子"与花东卜辞之“子”》,《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11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64-173頁。

[51] 參看:《陈光宇教授学术讲座简讯》,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031.html

[52]參看:《艾兰教授来历史所做“家谱刻辞真伪问题”报告》,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235.html

[53]曹定雲:《英藏2674家譜刻辭辨偽》,《古文字研究》第28輯,2010年10月,第169-179頁。

[54]陳光宇:《兒氏家譜刻辭綜述及其確為真品的證據》,在2011年11月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孔子學院主辦的“商代與中國上古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55]參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606.html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031.html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2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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