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学术遗产——《顾颉刚全集》出版有感

发表于2011年-4月-13日  0条评论 

【作者】常玉芝(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中华书局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隆重推出经过多年精心编辑的博大精深的学术遗产——《顾颉刚全集》。该《全集》全面收集了顾先生在各个学术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的各种学术著作、各类学术笔记、几十年的日记和大量信札。这是一部极为厚重的学术遗产,它的出版是对顾先生的最好纪念,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事!

顾颉刚先生是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中国民俗学、中国边疆史及中国民族史、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重大、深刻、广泛的影响。顾先生一生勤奋耕耘,著述宏富,学问博大精深。他的主要业绩是在考辨古书(辨伪)、考辨古史(疑古)、考辨历史地理(《禹贡》学研究等)和为考辨古史而进行的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顾先生于1920年开始做考辨古史的工作。他将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记载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分析、研究,揭露出其中神话传说的真面目,于1923年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由此引发出了对古史的大论战。后来他将自己与他人讨论古史、古籍的文章编成《古史辨》出版。他的学说和《古史辩》一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先生为了给考辨古史提供辅助和佐证,进而从事民俗学研究。他广泛搜集民间故事、歌谣、神话、传说、会社、风俗、宗教等民俗学资料,并以历史进化论的眼光重新诠释,不仅在民俗学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在考辨古史上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以歌谣来论证《诗经》是古代的诗歌总集,以孟姜女的故事来论证古史的演变,以妙峰山进香探讨春秋以来的社祀等等。同时他还编辑《民俗》周刊,创办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丛书。他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为我国的古史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新途径。

顾先生还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他结合研究《尚书》中的《禹贡》,在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进而研究历史地理。他创办历史地理学刊物《禹贡半月刊》,创办禹贡学会,培养了许多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人材。后来由于日寇入侵,民族危机加深,他又由沿革地理侧重到边疆地理与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众所周知,顾先生对《尚书》的研究是海内外第一人。他将一生的许多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尚书》的整理、研究上。他于1922年开始治《尚书》,1923年春就提出了对《尚书》今文各篇的全面意见;1925年今译了《盘庚》、《金縢》两篇;1926年起在大学开设“《尚书》研究”课,编写了数种《尚书》讲义,其中在中山大学编的《尚书》讲义,搜集了自汉代至近代研究《尚书》的各家之说达62种,编为《尚书学参考资料》八巨册;他还编著了《〈尚书〉文字合编》和《〈尚书〉通检》等。顾先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求实的精神对《尚书》进行整理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他考订出《尧典》、《禹贡》等篇的写作年代是在战国时期;深入考辨、充分论证了《尧典》、《禹贡》和《皋陶谟》篇是儒家为建造他们的古史所加工编造出来的,这就从根上动摇了儒家利用这几篇所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晚年他在助手的配合下连续发表了《甘誓》、《盘庚》三篇、《汤誓》、《西伯勘黎》、《微子》等篇的“校释译论”。特别是他用数年精力撰写的《〈尚书·大诰〉译证》,不但把产生《大诰》这篇重要文告的历史背景,即周公东征管、蔡、武庚事件作了详密、细致地考证,将这一关系到周王朝成败的重大历史事件考订清楚,而且清理出周初民族大迁移的重要史实,这是对商、周史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他把校勘、训释、译述、考证有机地结合起来。总之,顾先生把我国《尚书》的整理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为史学著作提出了一种新的体例,其贡献是卓著的。

顾先生不但是卓越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壮年时期我国正处在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他一方面出入于高文典册之中,另一方面又积极投入到救国的斗争中去。如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在北大加入“救国团”,任出版股主任,写传单,写文章,编辑《救国特刊》,宣传群众。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他作演讲、写文章,怒斥日寇的侵略罪行,宣传团结抗日,表现出一个爱国学者的凛然正气;他还参加了“燕大中国教职员抗日会”,任宣传干事,主办“三户书社”,即后来的通俗读物编刊社,以大鼓词等形式编写宣传品,出版小册子达六百余种,五十余万册,以真人真事激发人们的抗日情绪,为此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爱国心还促使他将《禹贡半月刊》的内容由沿革地理转到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

顾先生不但勤奋治学,而且有着严谨民主的学风。他虚怀若谷,看到别人批驳自己的文章说“我很高兴地接受”;他编《古史辨》第二册,下编所收文章全是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他要学生做读书札记,记上对自己的批评,并以韩愈语“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鼓励大家拿出勇气来;他还把学生批评他的文章印成讲义发给学生等等。

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学派”“辨伪书、辨古史”的学术成就,在海内外有着巨大的影响,被誉为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第一块基石。

20世纪80年代顾先生逝世之后,学界对顾先生和“古史辨学派”的业绩有不同的评价:有说顾先生及“古史辨学派”大多数成员考辨古书(辨伪)、考辨古史(疑古)的研究是科学的,认为他们的工作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扫清了尘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建设预先培训了人材。还有一些人则对“古史辨学派”,特别是对“古史辨学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先生及其学说提出质疑,认为顾先生和“古史辨学派”否定夏、商、周的存在,是“东周以上无史”论的倡导者,对古书、古史搞了许多“冤假错案”,于是有人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想要以地下新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来解决千古疑难。

凡是读过顾先生和胡适先生有关著作的,就可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顾先生1920年刚开始做考辨古史的工作时,曾说过古书里自周以前“都不是信史”;1921年胡适先生也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顾、胡二先生不是说“东周以上无史”,而是说古书里的记载不是信史。顾、胡二先生说这些话的当时,中国考古工作刚刚开始,论世知人,我们对他们不应苛求。到1921年,当顾先生见到罗振玉、王国维关于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的著述时就重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他在此后的近六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时时注意利用甲骨文、金文资料来研究商、周史,来做既破坏伪古史又建设真古史的工作。如1922年他说:“自商代以后,始有可以征信的史料”(如《尚书·商书》、《诗经·商颂》及甲骨文)。1928年说要“从甲骨文中看商代地域,从金文、《诗》、《书》中看西周地域”。1933年他研究《禹贡》时说:“今以甲文金文所记地名证之,乃知商、周之盛,所谓中原曾无异于东周。”1939年他连续发表了《商王国的始末》、《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等论文。直到1963年他还告诫研究《尚书》必须研究甲骨文、金文。1964年他修改《〈尚书·大诰〉译证》时,曾以甲骨文、金文资料进行増补。60年代初至“文革”前他做成了七十万言的《周公东征史事考证》,这是他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甲骨文、金文与文献有机结合,在更高水准上对建设真古史做出的卓绝努力。对于夏代的看法,顾先生与“古史辨学派”某些成员根本否定夏代的存在是不同的,在他的论著中屡屡见到言夏代的观点,他认为古书中关于夏代史是“传说的成分极多,史实的成分极少”。为了考证夏史,他多年致力于研究禹和夏的关系,并不断修订自己早年的某些观点,如1937年发表的《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提出了禹的传说与戎族有关的新假定,认为夏是西方来的。总而言之,顾先生的论著表明他并没有否定夏、商、周的存在。

现在,中华书局推出学界期盼已久的博大精深的学术遗产《顾颉刚全集》,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不但必定会推动对顾先生和他的学术的认识和研究,推动对“古史辨学派”成就的认识和研究,而且对探讨如何科学地研究历史,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作为历史科学工作者,我们要继承、发扬顾先生的学术业绩,将辨古书、辨古史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到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此文刊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2011年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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