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教授《青铜器和金文书体研究》即将出版

发表于2019年-2月-4日  1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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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构成

本书第一篇对西周“金文书体”的概念进行了具体的界定。通过西周青铜器中“同铭器”的专题研究,本篇揭示西周时期内容完全相同的铭文可以用不同的书体书写并铸在为同一人作的青铜器上。通过仔细比对金文书体,我们发现此鼎、此簋的十一篇铭文由三种书体写成,杜伯盨的六篇铭文也由三种书体写成,而师兑簋的四篇铭文中包括了一篇伪铭及由两种书体写成的三篇真铭。换句话说,此鼎、此簋和杜伯盨铭文至少各包括了三位书手的作品,而师兑簋至少包括了两位书手。克罍、克盉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中克罍是周初封燕时原铸的铭文,而克盉则是西周早期某段仿刻克罍的铭文。这些分析让我们看到了西周时期金文书体存在的实像,也让我们看到了判断同时期存在各种书体,并由此揭示铭文后面各种复杂现象的可行性。特别是此鼎、此簋,金文书体的研究使我们看到其原初组合并不是过去学者所认为的“九鼎八簋”,而可能是三套“五鼎四簋”的组合。这三套鼎簋铭文首先由一个史官起草,然后这篇文稿被送到铜器作坊,由三位书手分别书写上模,并可能由三组工匠分别铸造。

本书第二篇研究了西周时期一组特殊的铭文,它们并非作于周人中心地区,而是作于西周国家边缘地区的地方小国,如乖国、噩国和弓鱼国。它们与西周国家或敌或友,其自身的物质文化也保留了独特的传统。这些可以说是来自周文化范围以外的西周金文,由于技术条件特别是书写者教育程度的限制,往往不能达到周文化中心地区的标准,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譬如,可能作于西北边境乖国的眉敖簋铭文不仅书体显得杂乱无章,而且文字结构上也错字不断,铭文的排列更是违反常规。另如噩侯御方鼎上的长篇铭文前半部工整而有力度,但后半部变得松散无力;而噩侯御方鼎本身更是混合了西周早期的造型特征和西周中期的装饰风格,其铭文则是西周晚期的。经过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噩国的其他青铜器均显示了很强烈的地方特点。此外,对弓鱼国铭文书体的考察揭示了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其出自竹园沟等地的早期铭文往往刚劲有力,符合西周金文标准,而西周中期铭文书体的散乱则是常态,也正是在同一时期,非周文化意味浓厚的青铜器出现在弓鱼国的器群中。这说明弓鱼国贵族刚迁徙到宝鸡地区时,其青铜器作坊中可能雇用了很多来自周人中心地区的工匠和书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地训练的工匠和书手逐渐成为青铜器铸造的主体,这反映了一种地方文化回潮的现象。对上述青铜器的铭文书体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西周时期书写文化穿越文化边境的实像,也为我们理解西周金文中书体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第三篇《“长子口”墓的新启示》提供了从金文书体角度研究青铜器的另一个视角。长子口墓于1997年在河南省鹿邑县被发掘,出土青铜器达85件之多,大多数具有很浓厚的商代风格,故原报告断定其年代为西周初年。几位学者认为其墓主就是文献中的宋国国君“微子启”。分析得知,近四十件“长子口”铭的铜器实际上包含了两种不同的书体:一种是空首的“子”+方底的“口”+偏体的“长”(书体A);另一种是实首的“子”+圜底的“口”+长体的“长”(书体B)。进一步对比器形后我们发现:凡铸有书体A的铜器风格非常一致,年代可以肯定作于灭商之前;而铸有书体B的铜器则多有西周早期作风。墓中出土的另一组铸有铭文书体为左上右下(或左下右上)摆手形式的“子”的铜器年代可能更晚,大约作于西周早期中段甚至更晚。因此,对于铭文书体的研究不仅为我们重新判定“长子口”墓的年代提供了线索,更为我们认识该墓葬中出土的成群青铜器的分组情况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第四篇《文献批判和西周青铜铭文》探讨通过金文书体研究青铜器的另一个方法,主要的对象是由宋代金石学家所著录但现在已经消失的青铜器。换言之,这些青铜器只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于当世。通过对牧簋铭文的详细分析,本篇建议我们必须用文献批评学的原则和尺度来研究这些发现、著录于宋代的商周青铜器。首先,我们要建立这一铭文的所有传世版本之间的传承关系。然后,我们要仔细比对各个版本,以尽量恢复它原始记录的字体结构和书体,以及其可能的器形特征。为了验证对宋代著录青铜器的理解,我们需将其与现存特别是新出土的青铜器和铭文进行比较,而牧簋铭文就是一篇难得的有关西周中期政治秩序的重要文献。本篇的研究为我们能够在西周历史的研究中准确地使用这篇文献提供了保证。

第五篇文章从“书体”转向“书写”,探讨书写在西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青铜器铭文书体在西周贵族生活中的真正意义。我们可以看到从西周中央政府的官员册命到贵族宗族间的土地买卖和划界的契约,乃至王朝的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中,书面的文书和文件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青铜器的铭文到底有什么意义?它们作为书写的性质又是怎样?过去一些学者过分强调铭文的宗教祭祀作用,认为铭文主要是供已经死去的祖先“阅读”的;本篇则揭示青铜器的运用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其铭文深入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他们所表现的优美的书体无疑是供西周当代的人来阅读和欣赏的。铭文使用的一个重要环境就是家内宴飨,这在铭文和传世的西周诗篇中有很多记载。在这些由作器者的家人,也包括亲戚、友人、同僚在内参加的社交场合,乃至宗族内宗教祭祀的场合,青铜器铭文所带有的“公众性”和“可读性”是无可置疑的。可以认为,至少在西周晚期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周人贵族具有阅读文书乃至欣赏书体的能力。也只有这样,大量的长篇铭文的铸造才有意义。

第六篇文章研究新出的秦国早期青铜器,铭文的字形的分析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关键性的方法。1994年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被盗,青铜器流散世界各地,至2010年共有22件被发表。关于他们的年代在学者间众说纷纭。本篇从字体入手,紧紧抓住字形和铭文语法之间的配合关系。分析揭示,这22篇铭文分为两式,其区别非常严格:一式铭文为有“臼”的“秦”字+“作宝”;二式铭文是无“臼”的“秦”字+“作铸”。一式铭文所在的青铜器形态明显较早,可能出自南侧的二号大墓,而二式铭文所在的青铜器明显要晚,可能出自北侧的三号大墓。根据青铜器的时代判断,笔者认为他们应该属于秦庄公和秦襄公的墓葬。本篇进而讨论了2006年在大墓以南发现的乐器坑,从中出土了“秦子”镈和编钟,我们认为它属于大堡子山上的晚期遗存,其年代应在公元前688年以后,属于秦人在武公十年重新占领陇西以后上祭先公陵墓的遗迹。

第七篇《此秦子非彼秦子》继续探讨与“秦子”有关的青铜器及其铭文。传世和新出土的“秦子”青铜器共有14件之多,包括现藏日本美秀美术馆的4件秦子钟和澳门珍秦斋藏的秦子簋。过去一般认为“秦子”是秦国一位尚未即位的储君或者是某位即位不久的幼君。通过比较美秀秦子钟和大堡子山乐器坑出土钟的器形花纹,以及澳门秦子簋的铭文书体和器盖花纹,本文确认“秦子”称呼的使用从公元前7世纪初延续到中期偏晚。而在这半个多世纪内秦国有五位国君相继在位,因此“秦子”当然不可能是其中的一位国君。本文认为“秦子”的称呼和金文中的“楚子”、“陈子”类似,原本是西周时期周人对边缘地区非周(大多也非姬姓)国族首长的称谓。那么,一位秦君究竟选择称“公”还是称“子”,这要看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及作器者对政治语汇的偏好。

第八篇《西周青铜器制作中的另类传统》探讨西周青铜器中的“复古现象”(Archaism)。扶风五郡西村发现琱生尊等铜器后,关于琱生尊和传世的五年琱生簋及六年琱生簋铭文中反映的人物关系在学者间取得了相对一致的意见,但是这些铜器的铸造年代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本文通过对上述琱生诸器的分析,认为这些青铜器普遍存在一种器形仿造西周早、中期铜器特别是陶器,但铭文内容及书体明显较晚的现象,说明其铸造年代都应该在西周晚期。这个发现使我们看到在西周青铜器的生产系统中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铸造传统的存在:即青铜器的铸造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由王室独占的。琱生本人作为召氏宗族中的一个小宗,按照“称名区别原则”以其母家的氏名称呼自己。①而琱生家族青铜器的独特风格,正是他们作为召氏宗族的一个小宗以物质形式进行自我标识的表现。

第九篇文章探索西周时期的另一个贵族宗族的地位。文献中有郑氏,是周宣王封其弟郑桓公友建立的,属于姬姓宗族,后东迁成为郑国。但是,本文对"盘铭文的研究显示,在姬姓的郑氏之外尚有一个姜姓的郑氏宗族,可能是郑地的原居民。本文依此另推论出与姜姓的郑氏宗族通婚的位于宝鸡以北的夨国应该是姬姓。而郑地在西周中晚期已经发展成为多个宗族集聚的大型聚落,也包括了井氏和虢氏,它们在郑地均有住宅。结合金文和传世文献中的材料,本文进而对西周晚期郑国东迁和变成中原地区主要国家的历史进行了探讨。

第十篇《西周青铜器铭文制作方法的释疑》探讨青铜器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即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特别是有阳线方格的青铜器铭文的铸造方法。过去学者一直认为青铜器铭文是用一种“嵌入法”将阴线的铭文铸入青铜器的内壁,这要求将一块带有阳线文字的铭文范事先嵌入内范(即范芯)。但是,这个方法无法解释一批长铭文的制作;这些铭文经常会占据青铜器内壁的全部,有时候还有折角或表面起伏的现象。特别难解的是,这些阴线的铭文有时会铸在凸起的阳线方格之中。这些问题致使以前学者对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深感困惑,并提出了一些猜测。在全面考虑青铜器上所见各种现象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包括九个步骤的制作流程,其中关键是要使用一组假范(包括假内范和假外范)来制作上面带有阳线铭文的真正内范。这个新的理论不仅可以完全解释带有阳线方格的长篇阴线铭文的制作,同时也可以解释最新发现的一些特殊铭文背后的技术细节。

本书另有两个附录,探讨西周青铜器的分期和年代问题,这是青铜器其他问题研究的一个基础。谢辞:本书原以英文发表的各篇(包括第一、二、三、四、七章)由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陈鸿超先生翻译为中文。附录一和附录二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博士研究生胡平平先生进行整理。谨对他们表示感谢。友人罗新惠、李春桃、朱晓雪、雷晋豪等帮助阅读和校对了此书。校对的意见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吴长青先生进行了综合和整理,纳入书中。笔者特别感谢他们的帮助。

(感谢李峰教授提供信息。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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